提要：在知识经济和创新的时代，人们特别崇尚灵感和妙悟的喷发，创造学和灵感学得以流行。然而，灵悟似乎可遇不可求，在灵悟之前，你也许要经历十分严格的“戒、定”之修行或苦行，然后才能发慧于刹那，乃至“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戒定慧三学就进入关注知识创新的研究者视野了。戒定慧属于佛法修行的三学，在每一事物上都可以进行，基本含义为“以戒得定，以定得慧”。忽略它的宗教内容，而从普通人生的思维和行为上考察，戒定慧学也具有某种科学的成分，值得探讨和实验。本文试图模拟“戒、定、慧”三法或它的次第来展开“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以求教于各位语言学研究者。
关键词：语言 实在 戒定慧，简洁、专注、慧悟
“语言-实在”的简化与守戒
据《佛学大辞典》解释——“五灯会元曰：‘法要有三：曰戒定慧。唐宣宗问弘辨禅师曰：云何名戒？对曰：防非止恶谓之戒。帝曰：云何为定？对曰：六根涉境，心不随缘名定。帝曰：云何为慧？对曰：心境俱空，照览无惑名慧[1]。’”
为爱因斯坦等人所倡导的科学思维的简单性原则，则要求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简单的纲领性的东西，守住它们，以便以简驭繁。这类似于守戒。可以说，简洁性就是通过删繁就简、复归于朴而保持科学的童贞（守戒），以避免杂事杂念的干扰，而专注于核心概念（入定）。念兹在兹，久而久之，便有出其不意的慧悟（开慧）。至高的简洁性就是空灵心态、赤子之心、天真童心，不受任何现成假设和既成看法的干扰。
在语言学领域，也要求这样的简单性。假如至高的简单性即“无言”做不到，也可以退而求其次。字面上看，“语言-实在”本身已经很简化了，它就是“语言-实在”而已：四个字加一个连字符号，共五个符号，如果加上引号，也只有六个符号。
相对于古今中外世上多得不可胜数的语言文字和实在事物来说，这“语言-实在”是够简单了，可以算作一种“戒”。也许这接近于万法本简的天真态，普通人守不住，于是开始生疑、好奇、发育、成长，而变得日益复杂。也许这接近万法本戒的高境界，一般凡人守不住，于是开始犯戒，而生出种种事端，要越出“语言-实在”之外了。
“语言-实在”的种种问题就这样发生了，什么是语言？什么是实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如何？这几个问题，就是其中最主要、最常见的。
尽管如此，最初的这种犯戒或复杂化仍然是比较清净、简朴的，问题并不多，就三个。不过一发而不可收，无穷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关于“语言与实在”关系问题的语言文字汗牛充栋。戒律一开，为学日益，一切都跟着来了，各种语言学、实在学纷至沓来。可是我们始终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边界，我们始终“定”不下来。
比如“语言”，尽管那么多人讲得天花乱坠，但究竟什么是语言？通观语言学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来是“不定”的。不同的学派不定，同一学派内部不定，同一学派中的同一人不定，同一人的不同年龄段不定，同一人在同一年的不同天中不定，同一人在同一天的不同时辰不定，同一时辰的不同分秒不定，同一分秒的不同刹那不定，如此以致无穷。“语言”如此，“实在”如此，“语言与实在”也如此，人们总在争议什么是实在，什么是语言与实在的关系。
回答不定，处理问题的方式或手段、家伙也不定。有人用“语言”，有人用“实在”，有人用“语言-实在”，有人不用这些个劳什子，说是用些别的，来处理“语言”、“实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人们一头栽在语言里出不来，感觉上却好象越说越宽，这是一个基本的悖论。
这个悖论在任何场合都执着地表现出来。你想说出“语言”，这语言总离不开“实在”，即使一个纯粹的语言派，将语言作为一切的中心，甚至将一切归结为语言，他们也无法取消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因为，语言之外的实在即使被否定，语言之内、或语言本身的实在却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因为，关于语言，我们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首先，“什么是语言”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用语言表达的。那么，究竟是“语言”实在些，还是“表达语言的语言”实在些？“表达语言的语言”能否实实在在地表达“语言的实在”或“实在的语言”？“表达语言的语言”是否有其实在？是否也需要表达？这个“内实在”结构和“语言与语言之外的实在”的结构几乎是一样的。
同样，你想说出实在，这实在总是离不开语言。因为你必须“说”出实在。你说出的“实在”也是一个“语词”，而语词，正是语言的一部分，这样，实在就是语言的一部分了。假如把这种关系姑且叫做“语言所说的实在”，那么所谓实在就是一种“语言的实在”了，正如语言也是“实在的语言”。这也是同构。
可怜语言无法守身如玉，“他”就是“语言-实在”。实在也无法保持童贞，“她”就是“实在-语言”。他们这对金童玉女一旦谋面，就一见钟情，魂不守舍，双双扑入对方的怀抱、在那里找到自己了。
天公作美，天作之合，地上小人想拆散他们，怎么也做不到。于是我们欢呼，可是“说也说不清楚”。
“语言-实在”的专注与入定
专注，无论什么专注，比如科学思维的专注，应该是不计代价、不计成败、全神贯注、一如既往的投入，
虽说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2]”，戒律却显然是犯了。且不说“语言-实在”也可能“狼狈为奸”，而不是所谓天作之合。就是天作之合，也有天福享尽，然后堕落人间和地狱的可能， 因为享天福的人们堕在骄傲里，把自己的体系看得太完美，如同永恒天国一般。等到他们穷尽天国的美妙，也就是学者穷尽他们逻辑体系的可能，他们就无论如何也把持不住，怀着“天国怎么也不永恒”的满腹惆怅，要失落在一个下界了。
当凄风残露一相逢，便胜却地狱无数。趋利避害的惯性暴露了心态的价值成见，这就是偏于一隅，一孔之见，偏心之欲。这根子上的犯戒，这个根本的杂念，总是导致相关杂念纷起，使人无法排除纷扰以把握真正简单的总纲，也就无法专注于一个问题的思考，无法真正入定。牛顿自称他的科学思维不依靠任何假设。不管他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这种科学精神是非常纯真、严守科学戒律的，因而容易入定，能够长期专心思考科学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有起点（初始概念等）的逻辑体系推到自己的极端、也就是发展到自己的极致时，总不免完全瓦解，因为它总是有前提、有惯性、有成见的，因而总是可以被后来者破斥的。破斥的最好办法就是顺其本性，将它的成见、前提、惯性发展到顶点。当代逻辑和数学中的“罗素悖论”的意义就是如此，它是严格的逻辑推导推到极致时得出的荒谬结论。假如一切都离不开逻辑，而逻辑悖论又证明一切都逃不掉悖论，那还有什么学问可靠呢？比如眼下，语言的逻辑也经不住“以语言谈语言等于没谈”，或者反过来“不以语言谈语言等于荒谬”的根基悖论。既然已经犯戒，入定就决无可能。想要讨论语言问题又想逃脱语言悖论，这也是金童玉女一见钟情那一刹那的一厢情愿，他们万万想不到自己日后竟有那数不尽的“黄脸婆和死老公”天天吵架、度日如年的场面。
度日如年的吵架证明从前一见钟情时的海誓山盟并不是感情专注的结果，贪欲、有所求的爱欲虽然似乎有不顾一切的“戒律”外表，但是，海枯石烂的时候，当车祸或重病将人们变成妖怪模样或精神失常的疯癫之人的时候，黄脸婆和死老公是要有所顾忌的，是要好好计较，并且环顾左右而顿起他念的。这时候，他（她）和别人都将发现，他原来并不“爱她（他）”，从来没有将爱真正“定”在她（他）身上。这时候的语词所表达的实在通常是：我从前错爱了，我要另觅他欢、再“定”别情。我无法认可“金童”变“疯子”、“玉女”成“妖精”的实在。我认定：金童实在不是疯子，玉女实在不是妖精，反过来也是一样。
“语言-实在”的成就与开慧
我们就是如此不实在。我们的言谈只是“话一句耳”，我们却认定我们的话就是实在。
假如经过海枯石烂、沧海桑田的变幻，语言变成了实在，实在变成了语言，我们的语言学家还会不会认这个实在仍然是当初自己钟爱的语言，我们的实在学家还会不会认这个语言仍然是自己当初钟爱的实在，这的确是个问题。即使像海德格尔那样，从比较超脱“语言-实在”二元对立的、非常包容和缘起创新的情怀出发，曾经作出“语言是存在之家”的断言，他会不会也认可“存在是语言之家”这样的命题呢？
当基因语言越来越不看作仅仅是一个比喻，而是实实在在的语言的时候，当这种基因语言和蛋白质语言每天都调控着生命，并且时刻证明着它们就是生命本身的实在的时候，我们对人这种特殊的生命，以及这种生命所使用的社会交际语言和内心思考语言，除了“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是语言之家”这样的断语之外，还会产生怎样的思考和洞见呢？ 显然，当基因语言以及蛋白质语言等等生命语言被人工电子化、并在人机对话环境中加以工程控制后，“语言就是实在”和“实在就是语言”的命题，也就得到生命活动的证明了。它们将具体化为“生命语言就是生命实在”、“生命实在就是生命语言”这样的命题和事实，即“命题-事实”，或“事实-命题”。
当我们凭借机器语言的一个指令，就能让卫星上天、大雨泻地的时候，我们对语言变实在、实在变语言的大化流行还有多少疑虑呢？机器语言的确定性以及机器语言和实在的关系，我们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机器语言是我们发明的，它们基本的运作原理和过程我们熟悉并且掌控着，卫星上天的机器语言指令会变成实在的物质电码，电码又会变成实在机器——卫星的整个运转、发射和飞行。反过来，卫星运转的实在状况又会变成电码，电码又会反变成机器语言代码，反馈回来，以供机器分析判断。机器语言很守戒律，凡不在程序设计之内的它决不插话、决不动情。由于守戒，心如止水的机器定力非常好，以至于它的慧力已经可以战胜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棋手。机器语言显示出：语言不但可以表达实在，还可以控制、塑造实在。机器语言学工程师一开头就是将机器语言和这种语言相应的实在一体化设计了的，从而它们二者也是一体化运作的“语言-实在”，或“实在-语言”。
因此，当语言和实在都不守戒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语言就是一个问题，实在也是一个问题，语言-实在也是问题。它们都虚幻不实。语言是空话，实在是幻象，语言-实在是梦幻。这时候，以为仅仅语言才是虚幻不实的，以为实在倒是实实在在的，那就错了。一假一切假，语言表达的不切实际并不是语言不切实际，而是根本没有实际可切，所谓实际、实在，也只是空话一句罢了，并无任何实在。相反，如果语言深切表达了实际，这语言也并不是表达实际，而是语言就已经是实在本身。
按照人类语言学的词典——我们说光，是实在的光；我们说“光”，是说出实在光的一个语词。光是光，光不是“光”；“光”是“光”，“光”不是光。光是实在，是亮光；“光”是表达实在亮光的语词，“光”本身不亮。本身不亮的“光”这个语词能够正确表达本身发亮的光，虽然它也可能出错。在圣经里，我们却看到——光就是光，“光”就是“光”，光就是“光”，“光”就是光：这四者是一样的，因为光和“光”是不分的，一样的。
因此“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3]”——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4] ——这个“道”既是实在又是语言，既是大道（神，God）又是道说(道言，Word)。因此“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神，God）就是说，说(言说，Word)就是道。道说，说道，二即一，一即二。太初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5]”。可是，在人类浑浊冲突、杂念纷呈、无视戒律、见异思迁、定力微弱的世道里，“语言（道，word）-实在(神，God)”的智能之光不亮：语言黑暗，照不亮实在，实在黑暗，照不亮语言。这是一回事。实在之外的语言只能是梦幻，假如它能够表达实在，那才是天方夜谭。那时候，实在不是梦幻，又是什么呢？这时候，“光”不是光，光不是“光”。这已经意味着我们说自己的语言是胡说，因为假如作为语词的“光”并不是实际的光，“光”既然不亮，而又说“光”表达亮，这不是胡说，而且是自己说自己在胡说，又是什么呢？
但是，假如一句胡话本身断言自己是胡话，它本身就又是一句真话了。人类语言的悖论性质大概就在这里了，言语道断，怎么说都不对。于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言（无为[6]）”，这便是戒，语言戒。这也是定，语言定。也即于一切处作语言定，于一切语言处、一切妄语、真实语处作语言定，于一切非语言处作语言定。也即无言大定。无言而无不言。于是，所谓混乱的语言原本也透射着大道的无边智能，常规语言的休歇处，不可思议的慧悟爆发了：常规语言悖论是生活悖论的实在，简言之，语言就是实在，或者倒过来说，实在就是语言，混乱的生活就是混乱的语言。名实就是这样始终保持一致，这也是道说，也是说道。道说，说道，二即一，一即二。人道和天道无二无别。机器语言学最大的困难也在于处理漏洞百出的人类自然语言，以便实现人机轻松对话。这需要大智能的大语言学——道言学。这里，不但文字般若即实相般若，而且是文字即般若，即实相，即实在，所谓“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者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亦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7]”。在这个活泼灵动、因缘而起、无拘无束的世界里，你想执着地找出语言的所在，那将是枉费心机——语言既不在心内，不在心外，也不在心物之间；语言也既不在实在里，不在语言里，也不在语言和实在之间。同样，你想牢牢地捉住实在，也将是空忙一场——实在将不在心内，不在心外，不在心物之间；实在也将不在语言里，不在实在里，也不在实在和语言之间。这样你将感悟到：语言并不是存在之家，存在也并非语言之家；语言甚至不是语言之家，实在也不是实在之家，正如我不是我的家，你不是你的家。而正当你浪迹天涯、无家可归之际，道言之神或将忽然开口，在在处处时时刻刻向你喃喃低语了，这种低语无所不在、无所不成的慈力（磁力），也将启动我们最内在的慧悟，而抵达同体大悲、出口成物的化境，无处不是家乡了。于是，出口成章的凡人也禁不住想要发誓朝拜，这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这种自在解放的状态下，不但是道本无言，而且是道无不言；不但是言本无道，而且是言无非道。它将无所戒，也无所不戒；无所定，也无所不定。因此它也没有智能，却又无所不通，本无成就，而又无所不成。你也能够“以慧得定，以定得戒”，而不拘次第、一任天然、灵思喷涌、信手拈来、物随话转了。
当你一无所求，心无杂念，如同虚空那样，所谓“语言”之对错，“实在”之真幻，就都没有意义了，于是一切资源都将为我所用，而无丝毫浪费了。你无需戒掉任何东西，而一切是戒；无需定于任何东西，而无所不定。这样，是守住“语言”，还是守住“实在”，或者守住“语言-实在”，还是什么也不守，都没有任何区别。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非一切，一切非一；一非一，一切非一切；一是一，一切是一切；一即一和一切，一切即一切和一。任何事物、任何概念，都像初始概念一样，都像咒语一样，自在洒脱，无可牢笼，意义不定，潜能无限，随遇而安，随文得义，变化无穷。20世纪最伟大数学家之一的希尔伯特，其公理体系思想中最辉煌和最启迪智能的创见之一，就是确立了公理体系初始概念的性质：初始概念可以是任意符号，比如1、2、3，比如a、b、c，也可以是啤酒瓶、桌子、杯子，但是绝不具有任何意义，你决不能根据通常所谓1、2、3，a、b、c，以及生活中所谓啤酒瓶、桌子、杯子去定义它们——它们一片童贞，天真无邪。正因为如此，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引入任意公理，相机赋予它们最恰当的意义，即所谓给公理体系一个模型——这是它们最大可塑性的显示。这使人想起了咒语。最经济和最童贞的语言形态：咒语——作为无对无错的任意符号，作为无定无不定、毫无作用而又神通无碍的语言之最后形态，就像科学公理体系中任意选取的初始概念和公理那样，可以完成不可思议的任务，然后功遂身退，寿终正寝，烟消云散。模型就像房子那样，都是可以建立，可以取消的。需要就建立，用完就取消，不必执着，咒语也是如此。科学体系中的初始概念和公理跟戒定慧修行过程中的咒语的这种亲缘关系，也许使你在感叹“天何言哉”之余，也将听到一向守口如瓶、沉默寡言的大道突然之间信口开河。谁又不憧憬修成这样犹若悬河的大信之口，到某一天早上只凭一个小小指令、一句柔声细语就劈开高山，涌出洪流呢？这既是信息技术的目标，也是人体科学和思维科学的鹄的。
而“戒定慧”，也即“简洁、专注、慧悟”，也将互为融即，呈现具三即一、举一即三的事理圆融。这样，我们也就领会，为什么有识之士指出：经典诵读工程（www．indranets．com）所倡导的诵读法中，其最有成就的读法乃是不假思索，蓦直读去，并且把语言大师辜鸿铭神速掌握十来种外语的诵读法奉为典范。这种方法，无非就是像念咒一样，简单之至，高明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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