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锤炼出一个简单的标识或品牌：和平崛起。这一复兴的使命承担者已经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人力资源上。中国人正以空前的速度和绩效如饥似渴地吸纳外来的一切优秀文明。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创新，忠于传统。她的古典人本管理精神正在复兴。这一复兴将造福于世界和人类。
关键词：和平崛起；复兴；人本管理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正在按预定设计稳步推进。这个伟大复兴已经锤炼出一个简单的标识或品牌：和平崛起。这一复兴的使命承担者已经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人力资源上。中国人正以空前的速度和绩效如饥似渴地吸纳外来的一切优秀文明。中国人前进的步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稳健，这样从容。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创新，忠于传统。她的古典人本管理精神正在复兴。
1．和平崛起的战略意义
和平崛起具有战略意义。
她具备一切伟大战略所应该拥有的简单性。经过几千年人类和平与战争的洗礼，尤其是近现代各类世界战争的惨痛体验，以及正在进行着的一系列或大或小、充满变数的战事乃至恐怖事件的体验，没有什么比当代人类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和平的价值和力量了。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感受尤其痛切。和平的宝贵，几乎用不着多做解释了，她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家喻户晓。作为人类发展长河历经千辛万苦后沉淀下来的概念，理念，甚至信念，和平决不只是理论的推导，而首先是生活的诉求和历史的选择了。
不过，历史的选择终究要通过人来完成。从概念的理解到理念的把握，需要一个飞跃。从理念的把握到信念的升华，则是一个更大的飞跃。在浪潮迭起风云多变的历史航程中，唯有伟大的信念，才是前方不变的航标和照亮航程的灯塔。假如人们曾经通过血与火来谋求发展，那么这血与火本身的教训，早就足以启示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了。即便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我们也看到，这血与火的教材，当它编写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人们也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和平。
由此可见，和平崛起的战略意义还在于她的原创性。对于长期困扰在残酷争战的发展方式中的人们来说，和平发展，哪怕只是一种可能性，都具有真正的原创性质。也许人们会说这种精神早就有了，说她早就存在了几千年，但是只要和平还停留在口头，她就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表达了某种可能性的概念。然而即便如此，对于深陷在特定氛围中的人们来说，这也是一个真正原创的概念，因为这是把残酷争战的概念直接转换成了和平共处的概念。
概念并不总是行动的先导。人们的认识是一回事，行动则可能是另一回事。行动是可能有更深缘由的，这个缘由常常就是习惯。人们可以为和平编写一本厚厚的教科书，然后习惯性地投入争战。这种争战也自有它的理由：人家都在争战，我为什么不？
这就来到了从概念到理念的转折点。理念以其理想的光辉激发了憧憬，这是因为它比概念更加深入了事物的内蕴，使人油然生发出一种向往，一种不由自主的追求。这通常是通过事物的联通和心灵的解放而得来的。事物之间联通的桥梁和网络有多宽，人们拓展概念的可能性就有多大。在网络时代，联通、兼容乃至无缝链接，都是日常的作业了。于是在网络的某个节点上，概念将突然挣脱自身的局限而迸发为理念，人们由此获得了更为广阔高远的视野。
假如说，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很容易认同“高度决定眼界，视野决定事业”，那么从理念到信念的升华就更能体现这一点了。经过反复锤炼和检验的理念，当它终于凝结为一个简单信念的时候，就如同亿万年的生命进化中忽然出现了基因一样，凝聚了先前进化的核心成果，从而大大加速拓展了未来的进化之路。
文明也是一种生命现象。与生命俱来的，除了生存竞争，还有各类的合作。如果历史上的生存竞争更多地是悲剧，那么生存的合作则主要是喜剧。假如在软弱的生命面前，悲剧比麻醉型的喜剧更为深刻，那么在领悟了生命原本的辉煌和富有之后而创作的喜剧，则比一切的悲剧深刻得多。仅仅具有和平的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只知道和平的概念，我们还只是一个“知之者”。当我们憧憬和平，热爱和平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拥有了和平的理念，而成为“好之者”了。而当我们全力以赴、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投身于和平事业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拥有和平的信念而成为一个“乐之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情商是智商之魂，乐之者是真正的知之者。
无论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还是个人事业的开拓，知识始终是一把衡量的标尺，知识经济只是将这把标尺醒目地摆在我们面前罢了。懵懂无知本身就是悲剧，这就是“知之者”一定要出现的原因。我无知，这本身就是对于我最直接的惩罚了。因为，与无知共存的软弱、迷茫、狐疑、自卑，以及由自卑变成的狂妄，由软弱表现的凶贪，由迷茫结成的固执，由狐疑支持的自负，虽然这一切已经足够对外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然而最悲剧性的事件却是：这一切每天都在我自己心中造成战争，使我心灵四分五裂，痛不欲生。这就是我自心的战争状态。这种自我的心战使“我”作为“我的敌人”而出现。因内心的不安而分泌的毒素，无情地破坏了人的身心健康。这种痛切的感受直接鼓动了“不明白，毋宁死”的无上渴望，发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 [2]的万古宣言。
这一万古宣言作为一个知识宣言，实质上也是一个和平宣言。因为，哪怕只是为了摆脱自我的战争，我也迫切需要知道自己，理解自己，而理解即使不是和解的代名词，也离和解不远了。学问深时气自平。心浮气躁除了生产偏见，分泌毒素，不可能生产知识和健康。能够包容自己，理解自己，乃至最后成为自己的知音，达成自我和解，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智慧。对于这个和颜悦色的我，这个健康的真我，天人合一的大我，是没有什么战争好打的，因为我的外头没有他者。“君子周而不比” [3]，在敢于合作的勇者面前，敢于争战的勇气就不算什么了；在敢于“不战而胜”、和平共赢者面前，敢于“百战百胜”、赢家通吃者就不算什么了 。在我与他者的关系中看到我与我的关系之后，要处理好这一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升自己。而自己既然就是与天地他人合一、融通的存在，那么在天地生生不息的自我运动中，我不断地自我提升就是天经地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这样一种生存的喜悦，乐天的情怀，昂扬的进取，启示着这样一种生活发展态度——仁者无敌。生存和崛起，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生存和崛起，并不需要一场战争，而是以“厚德载物”为依托的。在这里，自我融入环宇，胸怀决定一切。于是，奠基
2．中国古典人本管理的复兴
当代中国人的管理作业，有诸多古典精神正在复兴，这早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而是众多企业家、组织家的实践探索和创新了。
把一种古典精神的复兴视为创新，是有理由的：
生命力之所以为生命力，就在于其“不断”的推陈出新。在无限的生存和发展欲望推动下的生命力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放弃、不能“断绝”的，这本身就是生命力的永续性、不可断绝性了。贪生怕死既然是必死者的宿命，凤凰涅槃就是永生者的天命了。一种永远无需保护、无法斩断的传统，除了这种生生不息、创新不止的生命力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内容了。这种仅存的、唯一可能的永恒传统，这种挥刀断水式的生命冲动，在哲学家那里表达为“创新传统”的命题，在企业家那里就是“市场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一经营定则了。这样一种逻辑，导致了《易经》之“易”的不可翻译性。把《易经》译为The Book of Change之所以不妥，是因为这个“易”既是“易”，也是“不易”。
用拼音YiJing取代英文The Book of Change，是一个战略转变。这个不动脑筋的全新译法的理论意义是：一个最富有生产力的理论，需要一种慷慨，以便在“假设为零、不设前提”的框架内全盘迎接其对象。对于面前的对象、新郎，或是新娘，这位不设防的天使拥有一份不讲条件的钟爱。这也是一种经济法则：为了守护概念自我创新、对象自我进化的广阔天地，人们必须学会放弃自我的一切主观创制，而将对象自身看作富有无上创意的巨匠予以原封不动的全盘接纳，什么都不要浪费。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意义就在于此，孔子所谓“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5]的用意就在于此，知识探索者、求道者所必备的“客观”态度就在于此，伟大科学家在大自然面前永远保持的朝圣般的敬意就是如此，一不作曲二不演奏的自然音乐厅发烧友一心倾听天籁之声时的心醉神驰就是如此。“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6]这就是天地人心之所以博大了。“你朝拜什么，你便是什么”，人力资源开发的全部奥妙都在这里了。这个奥妙，首先就是以宇宙般的胸怀和平友好地接纳一切的可能性。
乍看起来，心态和平者将会钝化精进的锋锐，消磨向上的冲劲，甚至面对冲突措手无策。不过，即使现代的冲突理论，也有一个流派是欢迎冲突的。在现代人力资源开发和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倾听”一直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字眼。对于许多人力资源开发师来说，大量的冲突其实并不是冲突，因此也就用不着处理。当冲突来临时，他们有眼睛，他们看见；他们有耳朵，他们听见。但是他们不动心思，不下判断。冲突的各方来找他们诉苦、申辩，他们满腔热忱、全神贯注、充满敬意、无限信任地倾听。他们不想滥用倾诉者的信任。他们希望以同样的信任和尊敬回报倾诉者。人并不是随便找个人就开始倾诉的。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必定有它的道理。有道理，就需要理解，也可以理解。理“解”了，也就“解”决了。如果理解了却没有解决，那就是还没有真正理解，那就还没有说完，还需要倾听。实际上，倾听者的唯一工作，就是成为倾诉者本人。因为倾诉者并不是来找你解决问题的，她（他）是来说给自己听的。假如只有知音才能真正理解自己，我为什么要对别人唠唠叨叨呢？假如只有知音才能真正听懂自己，那么这个知音不是我自己，还能是谁呢？我找你倾诉，只不过把你当作我的另一个我罢了。
一个人和别人的冲突，也常常是其自我冲突的一种外部投射。当我连自己的话都拿不定主意，都听不下去，当我连自己都无所适从、不肯接纳，唯有你能够接纳我的一切，那么除了你，谁还能做我真正的知音呢？然而即使这时候，我们的人力资源师仍然不愿意滥用他的智慧，仍然一如既往地倾听，并且惜言如金。因为他始终相信：“谁朝拜什么，谁就是什么。”在他眼中，没有什么真理是人不能理解的，没有什么本领是人不能具备的。他既然敞开胸怀接纳了一切的可能性，也就接纳了事情必将起变化的可能性，尤其是事情本身将自我变化、自我进取的可能性。在人的外面，那是宇宙不可思议的造化神功之自然进程；对人而言，则是“人皆可以为尧舜” [7]的康庄大道。这两者其实是合而为一的。因此，一个乐于接纳一切可能性的人，才最可能“赞天地之化育”，融入开天辟地的大化流行中。这就是为什么忠实的倾听者一旦说起话来，总是拥有同样忠实的听众，因为这时候，尽情倾诉者已经巴望倾听了。为什么看起来似乎最保守最无所作为的态度，具备如此惊人的爆发力和创造力呢？因为不敢接纳一切，也就不敢接纳不寻常规的创新，不敢迎接一切的危机和风险，不敢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不能发现面前那个尽情倾诉者的独特天资和美好。要做到这一切，需要一颗不抱成见、廓然大公的至诚之心。“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8]对于中国古典人本管理者来说，人，是不能仅仅当作人来看的。人的本质、他的“天命之谓性” [9]，在他的潜能和本性上，乃是一个“万物皆备于我”[10]的无边宇宙、良性生态圈和循环经济圈。“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11]这种信念的实际运用，就是所谓“君子不器”[12]。
就眼下的冲突理论来说，“不器”乃是一切冲突者的天堂。纸包不住火，手拢不住气，这就是器的局限。 “水”的概念不是“火”的概念，“火”也不是“水”，这就是概念的局限。概念也是器。当中国古典人本管理者说出“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13]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谈论概念。毛泽东主席和赵朴初老人当年关于这一“所谓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的微妙对话，毛泽东主席关于“所谓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的戏言，以及赵朴初老人依据《金刚经》而来的绝妙对答，都不是用概念。对他们而言，所谓“佛法”，就如同“水”，如同“火”一样，并不是什么概念。当中国人运用阴阳五行说，允许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最后又生火的时候，他们所说的“火”，的确不是平常人那个“火”的概念。水火不容的形式逻辑，作为一种恐惧冲突、压抑矛盾的逻辑，作为一种常人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正因为如此，形式逻辑总是矛盾的制造者和压制者的矛盾体，一个自相矛盾的逻辑体系，一个苦于矛盾、厌恶矛盾、逃避矛盾、压制矛盾、制造矛盾的“自相矛盾的体系”，一个缺少民主自由、创意稀缺的小器。在“器”的逻辑和概念中，水不是火，火不是水，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水，作为资源稀缺之物，不但在于水的稀缺，更在于火的稀缺，金的稀缺，木的稀缺，土的稀缺。因为水中无火、无金、无木、无土。但是，在中医和阴阳家看来，假如水中无火、无土、无木、无金，那么水中就必定无水了。那样，水的来源必将枯竭。在形式逻辑看到矛盾，看到冲突不可调和的地方，中医和阴阳家看到的却是无限的生机和不绝的希望。在中国古人看来，假如水就是水，水只是水，那么水从哪里来呢？当现代科学仍然为水的来源倍感困惑的时候，中国古人关于水的洞见，至少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参照物，值得加以验证的。
不过，在五行互根互生互克的经济循环中，水的来源本来不是一个问题。既然不是一个问题，也就不必杞人忧天，担心资源稀缺，不惜残酷争夺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打开我们无限的心源，以便与无限的造化接轨。认为水就是水，水不是火，乃是现代经济学资源稀缺论的逻辑根据和思维定势。而在中国阴阳家那里，金木土火，乃是真正的水资源，真正左右逢源、不绝如流的源头活水。这一学说和技术，在中医临床实践中验证数千年之后，今天正在面临其他多方面的科技验证。在学有传承的那些中国人看来，这一验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一验证，中国人也不会采取水火不容的冲突方式去解决。他们对于水火不容的可能性，具备了足够大的尊敬心、接纳力、理解力和信任力。在他们看来，水火不容和水火可容，并没有什么冲突；就算有冲突，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冲突。他们已经准备好，来欣赏这种冲突之美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14]当冲突在和美中化为冲融，和美就是冲突者的天堂了。于是，在五行“相克”的历程中，“水火不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把二者的冲突完全袒露，任其发泄。这时候我们发现，形式逻辑的小器，原来只是一个假相。它本来并不是什么小器，它蕴藏的宝贝，原本是取之不尽的。“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15]
3．中国古典人本管理精神的世界意义
利用一个外来的词汇，我们不妨把上述的中国古典思考方式称为辩证逻辑。在化解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冲突”之后，它们二者的世界意义就显示出来了。形式逻辑在近现代中国安营扎寨，这一事件一方面说明了辩证思维之乡对于形式逻辑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形式逻辑的世界意义。用辩证逻辑学家黑格尔的话说：形式逻辑是人的思维的本质环节。作为人，不可能不具备形式逻辑。随着网络和WTO的拓展，知识的国界性将越来越淡化，文化的跨国界交流和利用将越来越频繁。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世界秩序和文化，而是和各国人民一起，积极地投入到这些秩序和文化的建设中去。“国际化就是本土化”，这一原则作为化解贸易冲突的利器，人们将越来越运用自如。学会化解贸易冲突，也就学会化解文化冲突了，因为贸易的文化意义乃是天生的。至少在跨国公司中，企业文化建设是不能回避多国文化关系问题了。“公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组织，即人文组织。” [16]把贸易不看作只是贸易，认为贸易不是贸易，而是文化，这正是大贸易家、大生意人的贸易态度。“贸易就是贸易”是不用说了，大生意人想说一些新的东西，他想研究贸易的来源，财富的根基。当他发现“贸易不是贸易，而是文化，是知识”的时候，他并不是不懂贸易的ABC，而是精心丈量了贸易大厦的地基。洞察了贸易的文化本性和知识渊源后，知识经济的诞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辩证的思考方式，并不是中国人的特权。佛教曾经发源于印度，消失于印度，而在中国扎根。基督教曾经发源于中东，淡化于中东，而在西方扎根。文化的非国界性是历来就有的。文化，或者知识，或者科学技术，它的大公无私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乃是天然的。假如有哪个中国人竟然比某个英国人更能够珍视英国古人的优秀文化，那是毫不奇怪的。这里并不存在什么冲突问题。一个人，如果不和自己冲突，就没有什么外力能够让他和谁冲突了。
冲突艺术乃是管理方略和领导艺术的精髓。一个善于化解自我冲突的人，便是一个善于自我管理、自我引导、自我疏导的人。疏导，无非就是不再敌视冲突，而是因势利导，把冲突化为资源和财富罢了。一个人对自己行使领导，能够管理自己、引导自己，能够游刃有余地调理自己王国中的各路诸侯、众多派系，就在于让自己从自身种种的局部利益、短期利益、表面利益中抽身出来，学会关注自己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将自己从诸侯角色提升为自我承当的王者角色，这就是对自己的战略设计，其中包括职业生涯设计。按照和平的理念，每个人都可以成长为自己的王者，这就是自动化管理和无为而治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它表达在“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本主义信念中。如果我们感到这种人本主义和西方管理学的Y理论似乎异曲同工，或者感到它类似却不等于Y理论，感到它还可以在自身包容乃至催生X理论、Z理论、超Y理论、社会人假设、复杂人假设等等，那是十分自然的。实际上，作为一种太极思考方式，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念念一太极，正是本然状态。把多级冲突简化为两极冲突后，太极原理进一步将两极贯通为一。这个一，作为包容一切的大一、太一，并不是平常的任何一极。作为两极相逢相融的总体，它无以名之，只好勉强称为太极了。
太极领导艺术的精髓，不在于将一个利益王国的各路诸侯的利益分割得何等均匀，将那个有限的蛋糕切割得何等公平。切蛋糕的管理方式，已经注定了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它的进程乃是一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而在非零和游戏（Non－zero－sum－game ）中，每一位玩家都有可能受益。假如把各方共赢的非零和游戏称为正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或共赢游戏，那么按太极思路设计的非零和游戏，也许就要称为太和游戏（Taihe－game）了。零和游戏的经济学前提，乃是资源有限、福祉有限的假定。零和游戏中，部分小于整体，整体是部分之和。大量的非零和游戏中，整体却大于部分之和。在一种特殊的非零和游戏即太和游戏中，更会出现“每一部分都等于整体”的奇迹。
太和就是生产力。为说明这一点，可以从反面的案例开始：给一个人的爱打100分。他孤身一人、孤芳自赏的时候，他对自己倾注100分的爱。当他遇上一个朋友，则至少有两种选择来分配他的爱：一种是给自己50分的爱，对那位朋友也照此办理。如果他为朋友两肋插刀，则他可以将这100分的爱全部给予朋友，对自己的爱等于零。假如这位拥有100分爱心的人遇上了三个、四个、十个朋友，即使他对自己一点也不爱，他均分给每个人的爱心也将只有100分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百分之一。假如让他用这100分的爱心去爱一个亿万人的王国，这位伟大的陛下不管如何无私如何不爱惜自己，他对每一位臣民的爱心也将只有亿万分之一，落在每个人头上的爱的甘露都成了星星点点的毛毛雨。可见，用零和游戏的思路，即使是设计爱的游戏，也是毫无魅力的。零和游戏短缺生产力。
太和就是生产力。如果说零和游戏是分苹果，太和游戏就是让每个人享受到所有苹果。零和游戏的数学基础是有限集合论，太和游戏的数学基础是无穷集合论。根据康托的研究，无穷集合中，每个子集都可以和整个无穷集合一样大。换句话说，一个无穷集合可以包含无穷多个子集，其中每个子集都和自己所属的那个无穷集合的整体一样大。就是说，无穷集合乃是由无穷个和自己一样大的子集组成的，或者不如说，任何一个无穷集合乃是由无穷个彼此一样大的无穷集合组成的。这在有限集合中是不可思议的。
太和游戏虽然在常规思路看起来多么神奇，其实也很朴素。至少知识经济学已经认为，知识的生产分配可以出现这样的法则，因为经过知识的交流，各方都可以拥有对方的所有知识。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其实也存在这种可能性，相关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也有这样的母亲，她对每个孩子都无比疼爱。孩子的多寡对这位拥有无上爱心的圣母来说，并不导致其爱心的增加或减少。她给予每个孩子的爱都是全心全意的，无穷的，无以复加无可稍减的。这种爱心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激发出来。当我们从克隆技术中发现生命体的无限繁殖力时，发现每个细胞都可以繁殖为一个生命体时，我们对于自身爱心的无限富有，智慧的无穷潜能，创造幸福的无限力量，是没有多大怀疑了。这种对人对己的无上“信心”，乃是投资于人本经济的一笔基础“信用”。
这笔基础信用是人人本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些人启用了，有些人没有启用。没有启用的可能是因为忘记了开启这笔信用的密码，或者恐惧自己知道得太多，幸福太多。我们可能忘记得太久了，以至于根本不知道，不相信自己还有这样一笔本金。而我们的忘记，很可能也出于自己的恐惧。
这时候，也许就需要全能的“多利”出来现身说法了。多利——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原来只是母亲身上的一个乳腺上皮细胞。如何让这个专业化的、只干乳腺上皮工作的细胞干一只整羊的活呢？如何让这位仅仅拥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成为全能的通才呢？如何让乳腺上皮细胞这个小小之器，成为不器的大大君子呢？这项革命性的技术的最关键之处，在于使已经分化了的细胞进入静止期，即“G0期”，以便让自己忘记特有的乳腺细胞“专家身份”，回忆起发育为整只绵羊的“全套遗传指令”，复兴自己全能的本性。
在克隆过程中，这种返老还童式的复兴，正是通过细胞饥饿或者节食这项核心技术来达到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17] 经过从细胞全能性激发到人力资源全面开发的联想，“复归于婴儿”[18]的驻颜术就可以设计了。它必将成为21世纪最具世界意义的热门技术。因为，它首先是一种自己雇佣自己，自己让自己就业的创业方式。这种创业型雇员兼老板，至少没有自己的失业问题。
那么，“所有新的工作岗位来自何处呢？答案是：可以来自任何地方。” [19]
中国古典人本管理精神的复兴，将是世界和人类的福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61．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37．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7．
[4]朱熹注．《周易本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
[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87．
[6]薛学共今译．《礼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2．425．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00．
[8]薛学共今译．《礼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2．421．
[9]薛学共今译．《礼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2．412．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414．
[11]薛学共今译．《礼记》．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2．412．
[1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7．
[13]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协会编．《释氏十三经·金刚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3．
[14]韦利英译，陈鼓应今译．《老子》．湖南出版社．1994．98．
[15]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协会编．《释氏十三经·金刚经》．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9．
[16]德鲁克：《公司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9．
[17]韦利英译，陈鼓应今译．《老子》．湖南出版社．1994．110．
[18]韦利英译，陈鼓应今译．《老子》．湖南出版社．1994．64．
[19]德鲁克．《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