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有一本书比较受欢迎,就是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Fritjof·Capra)写的《物理学之“道”》。这本书,四川人民出版社早就出过一个简单的译本,当时就非常畅销。现在有了全译本,许多看过简译本的人可以一饱眼福了,他们盼望这个本子已经多年了。
这使我生起很多感慨和联想。
打开《物理学之“道”》,作为中国人,感觉恐怕是特别复杂。我自己的感觉是,一个外国人、西方人,何以对中国和东方传统的经典文化如此熟悉?他的观点对错与否姑且不论,他对于东方经典的解释是否恰当也暂时不谈,我感到,当一个西方人要和我们谈论中国、东方的文化,我们有没有这种对话能力?我们大学培养的学生有没有这种对话能力?我们的大学教师有没有这种对话能力?对于这些问题,我非常忧虑,非常不乐观,首先是我自己的对话能力就很不够。因为《物理学之道》里面大量引用、说明、解释的东方经典,比如中国的《老子》、《庄子》、《周易》,印度的《奥义书》、《薄伽梵歌》,佛家的《华严经》、《中观论》、《景德传灯录》等等,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读过,更不用说熟悉了。新西兰有个因陀罗网科技有限公司,它把中国古代的禅宗经典和《心经》公布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http://www.indranet.co.nz;
http://www.indranet-technologies.com),专门根据中国古代佛典中“因陀罗网”精神开发网络技术,要发起从因特网到因陀罗网的网络革命,而我们中国人连知道“因陀罗网”这个名字的都不多。有的学者从国外回来说,外国专家问中国留学生:“听说你们中国有一部《老子》,很有名,里面讲的什么?”我们的留学生说:“对不起,没读过。”又问《论语》、《周易》、《史记》、《离骚》等等,都一一回答说:“对不起,不知道”,或者“啊,听说过”。人家数我们自家的宝贝,如数家珍,我们却自愧不如,搞不清自己的家当。这是一个危机:数典忘祖。这是一。
人家拿了我们的宝贝干什么呢?是不是想回到我们东方、中国的古代去?不是。他们拿我们的古典去搞高科技,去创新,去开创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和东方的古典对于现代和未来的高科技,不但不是束缚,反而是一种解放。现代物理学成就卓著,最有名的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量子力学。这两个领域,怎么会与东方、中国的古典文化精神如此相似、如此接近?卡普拉说的有没有道理?传统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中国传统对于现代化和高科技究竟有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看来不好简单地处理。但是,要想处理好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熟悉我们的传统,研究我们的古代经典,这个是一定的,否则就是空口无凭,不以事实为根据,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了。可惜,我们的大学课程,中国古代经典的内容极少。假如卡普拉对于中国传统有了原汁原味的、或带有个人(或西方)思维偏见的、或者创造性的解释和运用,我们如何去鉴别呢?我们能否对于自己的传统做出创造性的研究、转化和运用呢?从目前看,我们这个能力很低。当我们谈论中国传统的时候,我们甚至连《老子》、《论语》、《孙子兵法》、《心经》、《周易》都没有读过,这样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跟风的、道听途说的态度,如何能够认真地反省传统,推陈出新呢?如何谈得上科学的实证的精神呢?也许,这种态度恰好就是我们传统中最劣根性的东西。这是二。
法律以事实为根据,科学以实证为指归。真正的科学家说话办事,最讲究根据。严格的科研论文要有资料索引,要有观察和实验数据、事实根据。就索引来说,它的作用很大。除了起码的“尊重别人劳动”这一点之外,索引给读者一个线索,读了这个文档后,还可以根据索引去查看相关的资料;读者看了索引,知道你这个文章根据什么写出来的,知道了这个,就可以判断你是否重复了别人的东西,是否搞了无效劳动;索引一列,还可以看出你根据的那些资料是否权威,哪些是第一手资料,哪些是原著原文和原始数据,哪些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以此判断你这篇文章的价值和档次。好比判案子,首先要验明正身,再谈其他。要判断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的典籍是一个重要的根据。典籍当中,尤其要注重经典。经典之中,更要注重原典。尤其是像中国这么一个典籍浩繁,简直是浩如烟海的国度,你抓住了经典、原典,就抓住了大纲,抓住了根本,别的典籍就好梳理了。但是我们目前的大学教育,要么是不开这些传统文化课程,要么是开了这种课程但是却以今人、老师、课本的概括分析为主,不以学生自己研读原典为主。比如哲学课,注重开概括性的哲学史,忽视哲学原著的自学。文学课,注重文学史,忽视文学经典原著的自学。这是三。
科学课程也是如此。我们常说尊重科学,科教兴国,拿诺贝尔奖,但是像牛顿、笛卡尔、彭加莱、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玻尔、康托、罗巴切夫斯基、杨振宁、黎曼这些科学大师的原著,大学教材里几乎看不到,教材里尽是别人转述的东西。连著名大学图书馆里都极为缺乏这类原著,许多专业老师也从未看过自己专业的大师原著,或者知之甚少。我们的教材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尽可能远离大师原典,切断学生跟大师的亲密联系。好比判案子,喜欢“听说”,不喜欢“证人出庭”。我们不免想:要了解爱因斯坦,是爱因斯坦本人讲课好呢?还是“我听爱因斯坦说过”好呢?甚至“我听有人说过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好呢?我们的教材好比酒水,往往是转手倒卖过七八道、几十道了,难免有意无意掺了大量的水分,因为精神的“酒”是最容易在转述、转手时被有意无意地掺水的,这就是《易经·系辞》上说的“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知者”现代写作“智者”)。许多大师已经过世了;很多在世的大师也没有分身术,无法一一出现在一切课堂上;许多学校还没有网络教学,无法让一个大师给全球学生上课——在这种情况下,让学生直接阅读大师原典,是最好的办法,可以提高教学的档次。有了原典的研习,辅之以教师的指导,就可以了。熟读乃至背诵了大师原典,读其他书容易得很。主和辅的关系必须捋清楚。这是四。
北京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的
倒是儿童教育领域有了重大的转机。近年来,儿童经典导读活动从台湾、香港开始,逐步延伸到大陆和东南亚、北美等地,目前参与这一活动、诵读中外经典的儿童已有几百万之众,成效令人瞩目。这一活动的重要发起人
所幸的是,经典诵读的价值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笔者身边就不断有这样的例子出现——中国煤炭经济学院管理系人力资源教研室,为了搞好他们的开放式教学重点课题实验,准备编写人力资源管理经典原著教材,并开设这一课程。中国科学院管理干部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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