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例一：2003珠海《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2003年中国大局有三个亮点引人注目：

其一是本年度中国经济经过非典的历练，在前三个季度分别以国内生产总值8．5％、财政收入22．5、进出口贸易36．2的增速，保持了整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发展的势头；

其二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

其三是本年度11月6日“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暨中国企业高峰会”上《珠海宣言》的发表。

《珠海宣言》（The Zhuhai Declaration）是《世界经济发展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的简称。第一个世界性经济发展宣言由中国人策划、组织、参与起草并在中国珠海成功地发表，这一事件富有启发意义。英国利玆大学中国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柯若师先生在11月5日珠海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系列活动启动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鉴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实力和发展潜力，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持起草和发表的世界经济发展文件诞生在中国是很自然的事。这一评价具有代表性。经过非典的“洗礼”，中国发展态势依然强劲，世界对中国的未来依然看好，中国的声音越来越激起世界性的反响和共鸣。正如珠海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系列活动组委会主席成思危先生所说：“珠海宣言本身就是中国的舞台，世界的眼光。首先要传递的声音就是中国对待经济全球化，对待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是慎重的，是负责的，是认真的。”成思危先生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是积极面居多。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的合作。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增强，更公平地修改一些规则，这就是《珠海宣言》的重要意义。诸多媒体也注意到，《珠海宣言》的发表，正值中国加入WTO不久,世界贸易新一轮谈判受挫，而宣言却显示了各国希望协作的愿望。

当然，如同任何谈判的文件一样，《珠海宣言》也是激烈争论、反复协商、寻求妥协的结果。

据总撰稿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学博士肖炼先生透露：“宣言中每一字都不简单。”宣言的中文字数只有千多字，英文900多字，但几乎都是争论和妥协的产物。有意思的是中外交流协商时表现出的文化差异。譬如最初的草案中，关于收入和财富，中文用的是“公正平等地分配”，英文翻译为“fairly and equally distributed”。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劳伦斯•罗•克莱因先生认为“平等分配”不科学，这会与“大锅饭”等同。最后定稿时用“公正分配”取代了“公正平等地分配”，体现了对效率的肯定，对发达国家利益的兼顾。又如草案中有一句：“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富裕”，许多外国人认为这话太“中国味”了，外国人很难理解，最后被改成“造福于世界全体人民”。

这份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参与，其中最为激烈的争论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一般都支持自由贸易论，许多发展中国家则指责当前的所谓自由贸易不公平：譬如，人的价值是不能商品化的，西方国家却给予农产品大量补贴，一头牛一天两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的穷困人口一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难道人还不如牛？

其实，所谓对自由贸易的喜好与否并非关键，因为这里既涉及规则的公平性，也涉及到规则是否得到切实的执行。诚如该系列活动总策划张笑宇先生所说：“……最高层次的竞争……就是制订规则的竞争。现在的游戏规则是发达国家制订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在世界银行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投票机制就不合理，美国独占17．6%的票，中国所占的票数不到1%。又比如，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补贴严重违反WTO精神，却并没有受到惩罚。我们因此才呼吁建立合理、公正的经济新秩序，竞争必须是在公平基础上的竞争。”

不过这里揭示的事实还有：发达国家不但主导了制订游戏规则的机制，而且掌握了随意游离于他们自己主持制定的游戏规则之外的实力。因此，在制订游戏规则的竞争之外或之中，最高竞争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那就是制订“制订规则”的规则（这是更高的规则）的竞争，修改游戏规则的竞争，乃至凭借实力超越游戏规则的“竞争”，等等。可以看出，制订世界贸易规则是重要的基础工作，而制订“制订世界贸易规则”的规则，则是更加重要更为基础的工作。

但是从历史上看，自由贸易似乎并没有一尊不可更改的“规则之神”，而如果没有规则却又根本不会有自由贸易。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挣扎于二者之间而进退维谷，还是回旋于二者之间而游刃有余，乃是历史辩证法的自我进程，它的结论也只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简单的“规则”。比起众多人为的规则来，这条“瓜豆”规则（假如不是“的确”，也至少）更像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或自然法则，是可以顶礼膜拜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国小国的兴衰都在其中了。从终极意义来说，谁要想发展，要想维持其发展持续不断，都只能遵守这一简单的自然法则，并对其始终保持高度的“诚信”。我想，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诚信，大会组委会才能够秉承“学术上不挑头，不争霸”的原则，邀请了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七位中国教授参与起草，并在整个过程中与全球各界充分合作，体现了宣言所倡导的“平等、诚信、合作、发展”的基本准则。

范例一的启示（1）：《珠海宣言》的经济文化战略创意分析

《珠海宣言》可以从经济文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它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作为网络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经济文化活动，它天生具备了IC的诸多本质特征，其拓荒性质也非常显著：

第一，《珠海宣言》的创意萌发于联合国2000年的《千年宣言》（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千年宣言》也涉及发展问题，但是重点是和平问题。《千年宣言》高扬《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在对自由、平等、团结、容忍、尊重大自然、共同承担责任等基本价值加以重新强调的基础上，重点承诺了“和平、安全与裁军”、“发展与消除贫困”、“保护我们的共同环境”、“人权、民主和善政”、“保护易受伤害者”、“满足非洲的特殊需要”、“加强联合国”等八个方面的任务，并于2000年9月8日在纽约第55届联合国大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落实《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践履《千年宣言》的承诺？加入WTO之后的中国在这一“世纪全球使命”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便是《珠海宣言》创意的一个触媒。结论：号准时代脉搏，踩对时运节奏，看准普遍需求，睁开中国慧眼，融通全球睿智，形塑特色框架，发出自己声音——这就是《珠海宣言》战略创意的大手笔，在文化产业上实现了精神和智慧层面的高屋建瓴、醍醐灌顶式的一步到位。因此

第二，《珠海宣言》的设计突出联合国的地位，在原创点确定后，组委会迅速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取得了联系，并得到安南先生积极的回应和支持。联合国《千年宣言》承诺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加强联合国，《珠海宣言》则直接从这一条使命出发，等于接上了人类共同意志的源头活水，并将中国成功地融入其中，显示了入世后的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负责任态度。

第三，策划人和组织者将目光集中在全球经济发展这一比较实在、比较容易切入的问题上，邀请了本领域的世界顶级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起草文件，甚至还有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参与了意见。这一突破口的选择，一方面是中国“改开”二十多年来依循的“经济为中心”的准则的延伸，也是绕开某些敏感话题或棘手问题而直指时代本质、快速获得全球共识的一条捷径。历史证明，在经济问题面前，一切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往往都得让步。相对而言，经济词汇是比政治词汇、意识形态词汇更为“经济”的词汇，更加便于各国之间的沟通。

第四，在沟通过程中，策划人和组织者一开始就迅速利用了现代网络。专题网站的建立乃是这一立体网络系统中的网核。《珠海宣言》的IC品格乃至IT品格是可以触摸的，它给活动的广泛参与性、沟通的及时性、沟通手段的立体性提供了技术保障。

第五，宣言的名称从《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提炼为《珠海宣言》，二者互为衬托、相互诠释，既承袭了诸多国际会议以地点命名其宣言（如《开罗宣言》、《上海宣言》）的传统，也凸现了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

第六，《珠海宣言》活动和已有的博螯论坛、APEC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等经济论坛的不同是显然的。《珠海宣言》活动之所以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就在于《珠海宣言》活动的内容是全球经济的合作与发展问题，而博螯论坛等所关注的则是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发展问题。

第七，接下来的事情是更加有趣了：《珠海宣言》被设计为一个二年一度的国际会议，而且是一个国际经济会议，那么一方面它和久负盛名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是何关系？有无抵牾或重复？它们如何协调、共生和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的珠海特色该保持多久？事情正在进展中。不过有些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比如本次《珠海宣言》活动最后被命名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暨中国企业高峰会”，就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相互关系作出的回答。作为世界经济论坛2003年会重要内容的“中国企业高峰会”在中国召开，原来的会址是定在北京，后来被合并到珠海同时举办，而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亲临珠海发表热忱洋溢的支持声明，充分体现了《珠海宣言》强调的“平等、诚信、合作、发展”的八字精神。虽然同样是关注世界经济的国际会议，但是与世界经济论坛不同的是，世界经济发展宣言更加强调“发展”，充分考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同时也注重与发达国家的协调和共同发展；而中国在此项活动中扮演的原创者、策划人和组织者角色，既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也意味着中国对世界人类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另外，假如二年一度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今后轮流在中国不同的城市举办，甚至在世界各地巡行，那将更加彰显中国的整体风貌和世界形象。而从经济角度、效率原则和历史意义考虑，即使流动性的会址，也需要一个永久性的总部来组织协调，这个总部可能以定在发祥地珠海为妥。

第八，也许最为体现活动文化底蕴和重大原创的一点，就是策划人和组织者设定的“学术上不挑头，不争霸，不争论”的原则，姑且命名为“三条戒律”。中国古来有老子“大辩若讷”的古训，当今则有小平同志“不争论不当头”的垂范。组织者的不争论，换来的是广大参与者的热烈讨论；主持人智慧、意愿的谦下和退隐，赢得的是全球智慧的自由迸发和高度张扬。实际上这也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神髓，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的善政大治，其中深厚的文化意蕴自可超越时空，而其现代运用也必然要求切合时势。伟大创新的无尽源头、知识创新体系的战略架构，这一次是体现在组织者的“三条戒律”中了。从“三条戒律”导出的“百家争鸣”，从“百家争鸣”导出的无尽原创，正是思想得以历久弥新、自我突破的大枢机。退一步海阔天空，沉下去左右逢源。中国的IC，你准备好了吗？

范例一的启示（2）：如何培植中国IC的战略原创力

假如把《珠海宣言》看作会议经济的一个范例，而把立足于IT为核心的现代网络技术之上的会议经济作为IC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珠海宣言》对IC产业的启示和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其中尤其是它的战略原创性。虽然其长远的后效应还有待于观察，更有待于战略的有效执行、理念的不断创新。

活动组织者有一点体会令人深思：换到“改开”初期，中国人如果提出这样的倡仪，不可能得到全球如此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民族整体实力的大增和综合创新素质的提高，是《珠海宣言》的帆船得以乘风破浪、昂首远航的大海和疾风。

我们自然也不应忽略，《珠海宣言》的成功运作也有赖于世界人类整体眼界的扩大和创新素质的提高。这是一个更大的背景。在IC产业中，最显眼的任务就是文化知识的创新了。借用禅门的语录，IC产业应当是“直指人心”、促其开悟的，因为作为信息文化业，IC必须突出它的文化创新优势，这是它的本来作业和无上天命。而文化是经常被看作“人化”的别名的。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她（他）的文化，这里不应该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IC产业的战略地位于此可见。

任何知识都有它的文化面。当今知识创新的龙头即各类科技，也有它的文化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科技的价值目标、创新模式、传播路径、利用方式、传承或教育体制。从IC产业的发展要求来考虑，正如《珠海宣言》会议上，英国利兹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亚当．克罗斯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先生在其联合写作的《让科学技术造福于全人类：三论<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 》一文中所言：“科学技术是经济学所说的‘公共物品’的典型。就其物质本性说，任何人使用某一技术在物理上都不妨碍其他人同时使用该技术。”这种论断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正确性和可验证性，虽然大量的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现成地可共享的，而是依赖于应用者本人的远见卓识、应变能力和求实精神；因为很多的科学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只有当应用者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或者并入到一个新的体系，才能加以运用，或者说才对自己适用，否则就将落入“第一个将女人比喻为花朵的是天才，第二个这样做的是庸才，第三个这样做的是蠢才”的境地，即便知识完全开放、毫无保护也无补于事。

当然，知识创新的开放体系也值得研究和推进，正如亚当．克罗斯先生和左大培先生指出：“现行专利保护制度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有利于技术进步。专利所有者的排他权力可能妨碍他人在其拥有专利的技术上进一步加以改进，比如现代的专利制度并没有妨碍美国的微软公司对其软件的源代码实行严格的保密，从而妨碍了他人在其软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改进，导致微软的软件出现越来越多的技术漏洞。”可见，创新机制的设计（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列入基础创新或重大原创的范畴。从历史上看，即使是物本经济，也有一个重要的文化基础和知识底座；而知识经济中，这一点是更加重要和迫切了。一旦人们从知识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资源，资源的分配也许就要让位于资源的创造，知识资源文化资源的分配也将让位于知识（文化）这一根本资源的创新了。换言之，资源分配将让位于资源创新，这就突出了知识和文化的原始驱动力。

我们经常看到，每一次里程碑式的知识（文化）创新几乎都将刷新既有的资源分配规则，重大原创者几乎总是处于资源分配的“规则制订者修订者”或新规则的“立法者”地位。既然历史早已反复论证了“生产决定分配”的基本原理，我们的IC产业如果过多地纠缠于既有文化知识资源的分配，而不把着重点调整到瞄准文化知识资源的创造上来，那就选错了战略重点。更加重要的是：即使我们精心设计了创新体制，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创新最大的自我矛盾和无穷魅力，正好在于创新的不可预见性。在这里，任何人为的预先设计都完全不是教条。假如说“一流的企业人做标准”的名言乃是对标准创新的最高价值的精炼概括，那么新标准的设计者最大的挑战正好是不断突破自己设计的标准框架，也即不断将标准推陈出新。

的确，如果标准制订者可以完全掌控历史的进程和永久独霸资源的分配，那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流变就无法理解了。由此看来，埋怨当前竞争规则的不合理，不应该是有出息的文化人、IC人的主要情绪。不如把这种情绪转化为“用户永远是对的”这样一种彻底的尊敬心、朝拜心、学习心、顺从心、合作心和兼容心，从而将“当前标准的制订者、遵行者”吸引转化为自己将要创建的新标准体系的未来用户群。

范例二：微软对自由软件

这里我们可以对微软和自由软件运动略作考察。

根据创新的天然要求，可以把任何一种既定的东西看作有局限的，从而是可以突破的。在软件的历史上，最初的流行标准或习惯是自由软件型的，虽然那时候还没有“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 ）这样一个称谓。自由软件的实质也可以用黑客精神来描述，当然必须是黑客精神的原始含义，即指的是热爱建设和创新的Hachers（黑客）精神，而不是专事破坏的crachers（垮客）恶习——也即主张在（自由）软件领域中，任何人都应当自由创新、自由发布、公开源代码、自由交流、自由修改，而不能限制别人的这些自由。正是这种精神的推动下，黑客门奠定了互联网的软件基础，创造了大量的PC软件。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这样一群黑客的“老巢”。不过好景不长，黑客的精神中，也许有过分散漫、缺乏组织性的一面，况且早期黑客眼中，商业利益被他们忽略了，而这一切将使软件的开发后继乏力。PC是需要前进的，时代的呼唤急迫又焦灼。这时候，微软模式诞生了。

其实，微软树立的软件开发模式，不过是久已流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在软件领域的运用罢了。在知识产权保护到软件的时候，终于催生了Windows 这样划时代的操作系统，给予知识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推动。而几乎就在同时，自由软件的模式也迅速走向成熟：先是由麻省理工的自由软件之神Richard Stallman 接连著文，夯实了自由软件的哲学基础、开发原则和推广模式；接着是芬兰大学生、黑客飞仙Linus Torvalds先生写定了天才的操作系统Linux 的原核并将它公开地、毫无遮拦地挂在互联网上，让全球黑客任意修改。不久，Linus Torvalds先生也醒悟到自由软件“与金钱无关”的深刻含义和战略价值，醒悟到自由软件不应当远离商界，从而做出了他自认为此生最漂亮的一件事情：让Linux和商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而这正是Richard Stallman先生的自由软件哲学早已清晰阐明了的。

按照自由软件哲学，所谓自由软件与金钱无关，指的是无论钱多钱少，无论涉及商业经营与否，都不应损害自由软件的自由品格。换言之，在保证软件自由的前提下，自由软件对商业模式是开放的。一旦确定了这一点，Linux就以远远快于Windows的神奇速度飞行起来，几乎每年都增长十倍，据称这是历史上任何软件未曾达到的速度。

不过自由软件哲学中，有一条陈述看来还不大成熟，有待于修正。这条陈述的主人Richard Stallman 说：“作为今天的一名电脑用户，如果你的朋友希望你能为他复制一份受版权保护的程序，你不应当拒绝，合作精神比版权更重要。而且，这种合作不应只在地下进行，每个人都应该以此为荣，公开自己的诚实生活，对所有私有软件说‘不’。”也许更好的选择是：每个人都有设定自己发明的软件品格的自由，也即有权确定自己发明的软件将属于自由软件还是私有软件，却不应当破坏别人的合法选择。一个成熟的自由软件人应当更加尊重私有软件的自由，而不应当将其拿过来就用，就像自由使用自由软件那样。自由软件人如果抱有这种蔑视产权保护（也称右手版权：Copyright）的态度，他就在谋求自身自由的同时限制了别人的自由，也就丧失了与一部分人合作的诚心，而不是把这部分私有软件人看作自己自由软件的未来用户加以最高程度的尊重。毕竟知识产权保护具有法律意义，而自由软件也有自己的合法产权Copyleft（左手版权）来保障自由软件的自由品格。

一旦端坐在这一战略位置上，自由软件就完全堂堂正正了。虽然从软件历史上看，最初的自由软件人实际上给后来的私有软件人提供了厚实的软件基础，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在继续提供这样的基础，譬如谁都离不开因特网，而因特网的基础软件正是黑客的自由软件，如TCP/IP协议，如万维网软件，以太网软件，等等，这一切似乎使人觉得自由软件人自由使用私有软件乃天经地义，但是一旦牵扯到这个领域，就永远纠缠不清了。

范例三：从内容为王到服务为王

与此相应，黑客精神在其他行业也有卓越的表现，其中许多领域都属于IC，如音乐、写作、会议经济、教育等等。麻省理工宣布的公开课程创新计划（Opencourseware Initiative ）就是其中辉煌的一例。

麻省理工的校长Charles M Vest先生于2001年4月4日向世界宣布，力争10年左右将麻省理工全部课程搬上因特网，供全球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免费利用。此举乃是出于麻省理工从校长到绝大多数教员一贯坚信知识创新的本质在于“交流”、“互动”和“共享”，他们为这一理想传统而深感骄傲。热衷于全息术的校长Charles M Vest先生，对于这个被称为“挑战‘知识私有化’的空前跨越（Unprecedented step challenges 'privatization of knowledge'）”致辞如下：“公开课程创新计划(OCW)好像跟我们对于这个市场导向的世界的直觉相反。它反对获取通行的物质价值。不过它的确符合我所信仰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神髓。这个神髓就是创新。它表达了我们当前的这个信仰，即：教育的进步必须通过不断扩大信息获取，以及激励其他人广泛参与来实现。”

有人怀疑：这样做，麻省理工的学生会不会感到自己太不值得？因为他们每年要花两万六千美金的学费，别人却可不花一分钱，就可以“阅尽人间春色”。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减弱麻省理工的竞争力？但是校长维斯特却信心十足地说：“绝对不会，我们的中心价值是人，老师在教室或实验室与学生间的互动，以及同学间相互学习，还有学校周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都是无可替代的。”这里的要点是：相对而言，内容较为固定、一般和现成，服务则更加灵活、个性化、更有针对性，从而给创新以更大的自由空间，其中包含了教学流程中大量的即兴发挥和互动中的灵感激发。在广义的IC概念中，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全球一流大学的战略创新和模式转换，给准备大干一场的中国IC人以什么启示呢？在麻省理工的Opencourseware Initiative中，是否已经萌生了IC从内容为王飞升到服务为王的新的战略构想呢？

其实，与麻省理工相类似，Linux的重点已经从集中全球智慧扎扎实实地转向服务，因为不断集中各国黑客智慧的“内容”——Linux的全部源代码早已在不断、即时地昭示天下，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获取了。这时候不靠服务，靠什么呢？

概而言之，麻省理工的公开课程创新模式和Linux的自由软件模式，其“神通”首先是公开一切，绝无秘密，结果是大自由的无上享受和大智慧的源泉滚滚。在这里，“内容为王”表现为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和集成众人智慧，其前提则是放下自我。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再大步走向服务为王。换言之，就是首先将“与人挑战”从技术层面提升到战略、标准和理念层面，再将其提升到“自我挑战”的层面，从而将挑战推向其可能达到的极限境界。

步入这种境界的IC“产业”，也将具备真正的“事业”神韵，并且和《珠海宣言》的策划人组织者一样谨守“三条戒律”，在收敛自我韬光养晦中，悉心品味“众人是真正的英雄”这一极限智慧。

而在极限境界中，许多无法想像的奇迹都将可能发生。

尤其是战略原创的奇迹。

这样的奇迹往往依托着某个大事因缘。

当下，2008北京奥运的历史性机遇就在眼前，其中“人文奥运”的原创大业就在手边，各方的智慧正在汇聚 。

(2003-11-15稿，2004-10-9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