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创造性思维的哲学探讨和工程研究：读赵南元《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一书

摘要：机器思维的难点和核心是机器创造性思维。赵南元的《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一书将哲学工作者带入工程师的思考方式，反过来又将工程师带入哲学工作者的思考方式，从而给机器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和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工程认识论；广义进化论；机器创造性思维

The philosophical probe into and project research on machine creative thoughts----on Cognitive Science and Generalized Evolutionism by ZHAO Nan-yuan．

LIU Ke-su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Yantai 264005，China)

Abstract： The difficulty and core of machine thoughts are machine creative thoughts． This book brings the way of thoughts of engineers into philosophical work, and vice versa, Consequently it breaks a new path for the research and realization of machine creative though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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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ngineer cognitive theory; generalized evolutionism; machine creative thoughts

有两个最大的热点问题把我们推向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热点是体现在教育和科研中的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和运用，一个是创造性思维在机器（电脑）上的工程实现。清华大学工学博士赵南元所著的《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一书，主要致力于后一方面的探讨，一般认为属于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范围。

该书的目标是建立认知科学的核心理论，也就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人的大脑（或心灵）是按照什么原理工作的？

人工智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作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失误不是技术上的失误，而是哲学层次上的失误。所以作者首先致力于建立工程认识论；然后从工程认识论出发导出该书的核心理论——广义进化论，也即认知科学的核心理论；最后，作者运用广义进化论分析了认知和思维中的重大问题，主要是人的创造性思维问题，建立了感情和意识的具有工程可实现性的理论模型，从而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在智能机器上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和工程学基础。

作者富有创造性的思考在书中很多。比如，“工程认识论”首先从命名上就让哲学家和工程师耳目一新；“广义进化论”之名虽然其他著者也有此说，但据笔者所知，作者在这个领域是匠心独运、蹊径独辟的，重点在于解决创造性思维在机器上的实现。作者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下面就书中讨论的若干重要问题略作评点。

一．       关于工程认识论或善理论

人工智能面临大量头痛的问题：指数爆炸，模式识别，机器翻译，学习和创造，感情和意识之谜，自我和心灵之谜，等等。从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引出了更为深广的认知科学——在中国，钱学森称之为思维科学。

认知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极为密切。然而，认知科学家在解决他们的工程问题的时候，却感到既有的哲学理论不够用。于是，对哲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赵南元独创了他自己的哲学——工程认识论，或善理论。换言之，工程认识论乃是为了解决“如何将人的思维，尤其是创造性思维在机器上加以实现”这一人工智能的根本问题而建立的一种实用哲学观；又由于作者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致力于将科学认识划定在“寻求真理”的圈子内，由于作者认为自然科学不是追求真理的，而是追求实效追求价值的，因而为此目的而创立的工程认识论又称为善理论。

对工程认识论这种独创的理论至少有两个审察角度可供选择，一个是工程学的角度，一个是哲学的角度。这是工程认识论本身的性质所致，它是工程学和认识论的交叉或结合。

也许某些职业哲学家会对工程认识论提出如下的非议——虽然哲学（其实是西方哲学）历来是形而上学的大本营，但在今天却早已不是赵南元所说的那样了。近代和现代（西方）哲学中一股巨大的、连绵不绝、不可遏止的潮流就是它狂热的反形而上学的努力，其例子可以举出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某些科学哲学、以及正在大行其道的后现代哲学；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论也是如此。“拒斥形而上学”是近现代哲学天空中一个长久回响的口号。今天，形而上学可能并非如赵南元所说仍然是所有哲学家们的看家本领，哲学家在捣毁形而上学殿堂时的不遗余力，着实令人震惊，恐怕除了哲学家本人外，再也找不到更卖力的了。因为其他人看到哲学不好用，通常是掉头不顾，而不愿费神细究，或多费口舌、浪费时间的。正如一个人生了病，别人可以掉头不顾，可是自己却不能不管。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不能不惊异于工程认识论中精辟的哲学洞察，以及将这种哲学洞察跟工程设计打成一片的实用精神。工程认识论的作者通过东西文化和哲学精神的深层比较，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取了宝贵的营养，主要是不拘一格的实用理性，也即非形而上学性，理论对于生活的开放性。用作者的话说，“在东方文化的多神论和相对主义的深层精神结构的基础上，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坐标原点，因此真理的位置是无法确定的。真理这个词汇在中文里是一个在西方文化传入之后产生的外来语，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找不到到其对应概念。”   我们知道，在佛教哲学中有个耐人寻味的概念：真如。用辩证法的语言说：真如的态度要求我们，不要把真理当作一成不变、到处套用的教条。特别是，这种真如态度也可能成为新的教条，这时候佛门人士就会说：所谓真如，即非真如，是名真如。这样说话，目的是打破偶像，使思维活泼，跟科学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精神是吻合的。

对“真理”概念的精辟分析使赵南元引出了“善理”概念，目的是摆脱真理的绝对化，正如摆脱民主的绝对化、自由的绝对化、逻辑的绝对化一样。我们知道，绝对化总是导致悖论。民主的绝对化导致民主悖论，即通过民选选出独裁者。自由的绝对化导致自由悖论，即我的自由将可能妨碍别人的自由。逻辑的绝对化导致逻辑悖论，譬如罗素发现的集合论悖论：所有平常集的集合U本身假如是平常集，那它就不是平常集，而是非常集；假如U是非常集，那它就不是非常集，而是平常集。摆脱绝对化意味着解放。解放的结果便是创造力的勃发，这是生物进化的最大奥秘所在，也是人的创造性思维最大来源所在，机器创造性思维学应当着力体现这一点。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逻辑一贯性问题、也即逻辑绝对性问题——善理的绝对化如何处理？善理的一贯性如何贯彻？

作者提出善理概念是注重理论的实用性、实践性的自然结果。但是，一方面，捣毁理论偶像的工具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新的偶像，另一方面，这个新偶像可能本身就是一个理论，而且是一个绝对的、或者有绝对性的、一贯的理论。还有，这个理论如果确切地（真实地）描述了现实——即科学本来是追求价值而不是追求真理的，“甚至没有一个科学家宣称自己创造的理论是真理” ——那么，这个理论本身是否因此而具有真理性，从而违反了作者自设的定义呢？这都是新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扩充来说，也可能是一切理论固有的局限性。比如笔者这里所作的评价也不能避免这种局限性。而假如承认这一点，似乎就有了一个新的教条，这个新教条就是——必须反对教条。换言之：这个新教条意味着，你反对什么，你本身就是什么。正如老子所说：“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老子•第二章》）把善强调过头了，恶就来了。

笔者觉得，作者看到了这个“矛盾”，注意到了这个无法避免、“命该如此”的不一贯性，并且知道如何处理：就是“不去斤斤计较它，而且要善于利用它”。的确，从消极面讲，既然命该如此，计较又有何用？从积极面讲，矛盾正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力量，正是事物固有的本性，所以要善于利用，因势利导，也即善于利用“矛盾的一贯性”。

基于这种态度，作者提出了善理论的三个基本原则，作为评价一个体系“是否有用”（而不是“是否为真”）的标准：

1）  存在原则；

2）  经济原则；

3）  预测原则。

存在原则大致相当于公理，也就是生物价值观，最为重要；经济原则

和预测原则大致相当于定理。但是，所谓公理只是一个比附，所以说“相当于”，不是“等于”。因为在善理论中，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存在原则并不是无需证明的抽象真理，而只是一种实用的约定。存在原则说的是：对某一事物而言，有利于该事物存在的因素对于该事物来说就是善的，否则就是恶的，即所谓“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由此导出广义进化论，进入机器创造性思维的认知科学领域。

这里的一个要点是：人的思维是从生存的实践目的或生活目的出发的（生存原则），从而必须是经济的（经济原则），具有创造性、前瞻性、预测性的（预测原则）。另一个要点是：这些原则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善或绝对的适者，没有绝对的经济性，更没有绝对的预测性。因此它们完全不是形而上学的原则。当然，所谓“都是相对的”这句话虽然具有绝对性，但也是相对的，或说具有相对性。

不过，虽然作者认为，它们强调的是（生物）价值的一致性，而不是逻辑的一致性，但是笔者却愿意把这种生物价值的一致性看作逻辑一致性的一个特例，一种特殊运用，而不是对于逻辑一致性的彻底颠覆——它颠覆的只是逻辑一致性的某种运用或某些运用。又由于特殊中包含了普遍，所以这种特殊运用实质上意味着对于逻辑一致性的普遍肯定，或原则性的肯定，但可能这种肯定不是自觉的。这说明：逻辑一致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思维里面起着作用，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哪怕是最坚决的非理性主义、最极端的以“反逻辑中心主义”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也必然如此，否则它们就无法自圆其说。善理论的作者自觉地把逻辑一致性当作理论的要求，但由于作者只是把逻辑当作工具来使用，而并不认为逻辑还处在思维的深层结构中、宇宙框架中，所以只是限于人工逻辑的范围。但是不管我们如何修改人工逻辑，思维或逻辑的一致性总是无法取消，这说明即使人工逻辑中好像也有一股非人力所能把握的自然力量，它迫使我们遵循一致性原则或同一律，虽然这个同一律在思维的某个极端总是表现为“矛盾的同一”或辩证的同一。在“思维必须同一”这个意义上，不是我们运用逻辑，而是逻辑运用我们；逻辑并非我们的工具，反之，我们才是逻辑的工具：这正是黑格尔逻辑受到列宁特别称赞之处。而从创造性思维的实用性上说，思维的逻辑一贯性表现为定力的程度。定力越好，逻辑一贯性越强，稳定性越高，创新就越具有重大原创性，离哗众取宠、雕虫小技、怪胎丛生的玩花样式创新越来越远，也就更利于作者所说的“生存原则”，即“稳定原则”。

作者提出的善理论三条原则，是为了解决创造性思维的工程可实现性问题，而不是为了哲学的玄谈。所以，从工程学角度对善理论做出评价，将是哲学家和工程师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书中提供的大量工程学分析非常精彩，催人联想；由于它最终关注的是理论的工程可实现性，因此与一般性的哲学认识论探讨迥然有别，这正是它的特殊魅力所在。不过，由于用善理论取代真理论，是想用“认识主体怎样建立起客观世界的有效模型”这个问题来取代“怎样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这个问题，也就是用工程认识论取代本体认识论，用实践论取代形而上学，它就面临着把善理论置于本体论的地位这个结局了。当作者谈到“好坏的立足点是人类认知的生物学基础”，谈到“这种观点依存于‘人之初，性本善’的深层精神结构”，谈到“经过几十亿年进化淘汰而产生的人类，其生物本能所规定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应该可以说是久经考验的，即历经反复验证成功的”等等的时候 ，这种说话方式与一般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以及追求描述的“真理性”的科学理论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潜台词都是：“我这里说的是真的，符合事实的本来性质（本体）的。”也就是说：“善理是否为真”这个问题，或者“善理真的实用吗”以及“善理是真善还是假善”、“善理论描述的东西是否客观存在、确有其事”等等问题，仍然是善理论上空的一团阴云，难以驱散。因此，当我们的生物学基础发生恶的突变，或者因为环境突变而我们的生物学基础完全不能适应的时候，我们这个物种的灭绝连带我们善理论的消失就不可避免了。因为毕竟，从生物进化史看，“灭绝了的物种比现存的要多得多。” 毕竟，根据赵南元放弃真理追求善理的同一逻辑，我们可以对善理本身抱有同样的悲观态度：因为相对于无限的发展来看，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都是有限的，因而与无限比较起来，都等于零：无论真理还是善理，在这里的结局都是一样。

2．  关于广义进化论

广义进化论是作者的核心理论，它以工程认识论为哲学基础，而且广义进化论本身的哲学意蕴也非常浓厚。

作者认为，鉴于人与机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具有创造性，那么为了理解创造过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鉴自然界中最为壮丽的创造过程——进化。在此基础上加以推广，便得出广义进化论。广义进化论是针对自我表述系统的一种研究范式，一个通用模型，用于研究种种富于创造性的过程，比如社会结构的进化、文化的进化、人脑认知的进化、生物的进化、生物个体的发育，等等，但是以生物进化作为基本事实，因为作者认为生物进化是最富于创造性的领域。而进化依赖于评价，生物最基本的需求是生存，生存的要求而非逻辑的要求才是评价的基准；评价是基于生存价值的，而非真理的；它首要的原则就是存在原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所以，以评价为中心的善理体系是广义进化论的哲学基础。

广义进化有其特殊的模式。作者为此设计了一个软硬结构模型，其基本运行机制是进化论的变异和选择。变异可能是随机的，选择却必须依赖于价值标准，所以生物进化中，评价是最核心的问题，这就是作者首先建立善理论的原因。不过，存在原则可能被作者片面地处理了，因为据说“死亡是进化中的选择手段，却不能成为创造和学习中的选择手段，生物的学习是生存期间中的过程，生物不可能通过自身的死亡来学习任何东西。”  其实，作者表述的存在原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已经包含了生存和死亡两个方面：优者生存（胜），劣者死亡（汰）。

生命的最基本性质就是生死，就是生存和死亡。假如认为生物是从非生物而来，而任何生物又不可避免地要死去，那么生命不但具备生存本能，也具备死亡本能。生存的本性意味着：为了生存，必须做出牺牲，必须准备死亡。且不说鹿为了逃避追杀而主动碰崖而死，且不说蜜蜂群里固有的本能的牺牲行为，在高等动物比如人类中更有主动的有意识的自杀和自我牺牲。在思维领域，则是主动地抛弃习惯看法，创建新的观念；在经济和生产领域，就是不断地抛弃陈旧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以新的生产方式和产品取而代之。用一句时髦而深刻的话来说——生存就是学会不断战胜自我。只有能够不断战胜自我者才是最适者，最适于生存者，最适于进化者。所以，生存必须从它的反面即死亡来理解。现代商界有一条广泛的共识：必须抢在竞争对手前面，在人家还没有淘汰我的产品之前首先自我淘汰自己的产品，以取得和保存竞争优势，赢得商界的生存权。生存其实就是通过不断的死亡而不断地再生，换言之：生存就是凤凰涅盘。这样，善理的相对性就更加深刻和丰富了，善或者生存不必成为善理的偶像，恶或者死亡也不必斥为魔鬼。生存不但是一场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的游戏，更是一场伟大的常常不计利害的冒险事业，是以生命为赌注、不计成本的风险经济行为，这在高科技产业中更为明显和常见，几乎是一条定则。它说明，不计利害地求真，往往是最高程度的求善，这是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质，也是科学家（包括技术发明家、工程师）的重要品质。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沉湎于精打细算是过于浪费、过于不经济了。只注意生命“求生”的一面，不注意生命“不要命”的一面，这样的生物观就是片面的，脆弱的，不适于激烈的生存竞争的。

实际上，作者的广义进化论已经是神秘的灵魂或自我的一场壮烈的牺牲——它直指某些传统哲学、心理学的自我或灵魂，将它解剖得支离破碎，片甲不留，然后把这些碎片奇迹般地重新组装在机器里、电脑里，让电脑能够工作起来，思考起来——这是一位工程学家进行的一次“思维机械化”、“思维非灵魂化、非幽灵化、非自我化”的创造性思维实验，一次“思维物质化”的设计，一种“夺魂设计”和“夺命工程”，同时也是一个“生育计划”。没有这种夺魂之举和夺命之术，就不可能有机器的灵光乍现和机器生命体——高级智能机器人的诞生。“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黄帝阴符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作者如何解剖灵魂、直至置其于死地呢？他的解剖刀是锋利的，也是小巧玲珑的，精致的，从而是非常经济的，好用的。有一种习惯的看法认为，机器不能思维而人能够思维，是因为机器没有灵魂而人有灵魂。问到灵魂到底是什么？回答是“灵魂是单一的，不可分的”。单一的东西无法分析，所以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或者无法说出灵魂是什么。作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无法进行科学处理，是个形而上学问题。但机器或电脑提出的人工智能问题却要求工程可实现性，目的是让电脑具备思维功能，这就要求科学地解释人脑的思维功能，而不能满足于形而上学的解释。作者用科学的、乃至工程的解剖刀解剖形而上学的灵魂——假如说思维靠灵魂控制，那么灵魂靠什么控制？作者提出的是工程控制论问题，要求在机器上可以实现，用形而上学的回答来搪塞是没有用的。假如用幽灵（灵魂）控制思维，那么谁来控制幽灵？结果是引起无穷倒退，我们必须寻找幽灵的幽灵，控制者的控制者，如此等等，不可穷尽，无助于解决问题。相反，现代控制论根本无需幽灵，就可以实现许多的自动控制行为，即通过系统各部分的相互作用相互调控来解决整个系统的自我控制问题，虽然这些自我控制相对于人脑或思维的自我控制来说，相对于思维的自学习、自组织、自我修正、自我进化来说还是很低级的，但毕竟有了可贵的起步。工程认识论和广义进化论的目的就是要使人的自我创造性思维功能 、自我学习和自我修正的功能基本上机械化，简言之，作者把思维和思维的主体看作可以分析、可以拆散、也即可以重组、修改和更新的具有机械性的东西或机械装置、从而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工程的方法得到改进的。这样，神秘的幽灵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于是，创造性的秘密就不再是幽灵的专利，正如它早已不是上帝的专利。现在，广义进化论要求把创造性的专利从人手中扩展到机器中去，明确地说，是从所谓不知所云的人的灵魂中走到明明白白的机器中，电脑中。在这里，工程技术的突破首先表现为哲学突破，而哲学突破又靠工程技术的突破来检验、证实和深化。并且，哲学的突破首先是工程技术上的要求，一种实践的要求，一种生活的需要——这就是“存在原则”的作用。

在历史上，幽灵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儿。笛卡儿认为物质（包括肉体）有广延但是不能思考，心灵能思考但是没有广延。由于笛卡儿还把人比作机器，因此，他关于身心关系的看法，就是把人身比作机器，而人心则是藏匿在这个机器中并对机器实施控制的幽灵。现代心理学家赖尔把这种观点称为“机器中的幽灵说”。这个幽灵说的基本困难之一，就是幽灵控制身体、控制思维，谁来控制幽灵？这也是现代控制论的基本问题之一。

作者设计的相互作用的软硬结构，是一个产生创造性思维的“无幽灵模型”。它消除了灵魂的单一指挥控制中心或中央集权。它通过各个子系统的“互兴奋、互抑制”的相互建构来实现各种分布式功能的自动控制，这使笔者想起了盛行于当前计算机网络中的分布式体系结构和运行模式。网络设计者发现，单一中心的网络结构极为脆弱，一旦某个部位出现故障就可能使整个系统瘫痪，因而其安全性极低，其生存能力极差。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有“打不烂”美称的国际互联网——Internet终于应运而生，盛行于世。在这种网络中，某些通路的故障并不妨碍通讯的顺利进行，因为系统可供选择的通路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唯一的中心在指挥一切。或者说，这种系统将指挥权分解到了各个自律的部分，这是一种民主的、自由的、充分发挥地方和个体积极性的系统，是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和相互保护的系统，也是风险分散和利益分享的系统；有利于避开指数爆炸，将大任务大创造分解为多层次多模块并行的小任务小创造来完成。

但是，作者在设计创造性思维的结构时，除了利用分布式框架外，还有另一番独具的匠心，那就是把无意识和意识层面的相互作用模拟化、机械化，以求最终把幽灵般的“小人”从机器中驱逐出去。在这个模式中，意识作为软结构，无意识作为硬结构；意识在无意识控制下运行，意识活动的结果反过来又加强了无意识的功能，对硬结构起着建构作用。意识的中央控制器作用不见了，“小人”走了，创造性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意识具有内省作用，好处是使人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想什么。但这也可能使意识过程无限倒退，从而取消意识。为了实现意识的内省作用而同时防范“小人”，避免内省过程的无限倒退，作者赋予机器思维以摄像机功能，而放弃镜子功能。摄像机的作用是事后的，镜子的作用是当下的。当下的镜子式内省看上去很好，可是无法实现，因为不看镜子时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整天盯着镜子时又什么也干不成。这一模式的设计具有重大的开创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古代思维的镜子功能却独具特色，乃至在西方人的直线型思维习惯看来觉得不可思议。譬如佛家的“四念处”，要求修行者时刻注意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和每一念头：假如我正在走路，就明明白白注意到“我正在走路”；正在看戏，就明明白白注意到“我正在看戏”；正在“回忆昨天上班的情形”，就明明白白注意到“我正在回忆昨天上班的情形”。这种模式下，思维者直接注意到自己当下所做所思的一切，而不是事后才反思。这种从当下跳脱出来反观自身而不加评判的神奇能力，体现了创造性思维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极其集中，二是彻底包容。从而在超尘拔俗的状态中达到能量的极端凝聚，有助于激发不可思议的创意，产生一般世俗思维无法相像的解放效果和能动作用。笔者相信，这种镜子功能的机械化，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3．关于几个模型和范式的比较

为了说明机器创造性思维的“无幽灵模型”，作者比较了古今中外几个典型的思维模式，并将其概括为“大鱼模型”，“小行星模型”，“地球模型”。作者指出，西方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拒绝任何科学的分析、论证和研究，“大鱼模型”可以解释这种体系的构建，其主要特点是明确的方向性，不可逆性，有绝对的上下关系，推翻未加证明的前提假设，整个体系就崩溃了。幽灵论的致命点就在这里。中国的知识体系却是一种小行星式的体系，众多的理论就像宇宙中漂浮着的小行星，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支持关系或一致性，理论之间即使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也不会导致这种“体系”的崩溃，因为这种“小行星模型”并不意味着相互无矛盾的理论体系。与一神论的“大鱼模型”和多神论的“小行星模型”相比较，排斥了形而上学的现代科学相当于“地球模型”，与“大鱼模型”不同的是，“地球模型”不需要也不存在形而上学的支撑，只存在局部的，相对的上下概念，不存在全体的，绝对的上下概念，地球的各个地点，上和下所指的方向是不同的。组成科学地球的各个部分不存在绝对的起点和上下支持的关系，各理论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一致，相互无矛盾。

相对而言，笔者更愿意采用“宇航模型”和“生态循环模型”来推进善理论体系的构建。因为宇航员在失重空间的生活中，有一种更加圆通无碍的状态，不但上下左右前后中边都是一个相对的弹性关系，而且任何一个相对性也都具备绝对性。例如：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具备或者经历前后左右上下等一切方向。此外，宇航模型还把生态链（圈）高度浓缩在里头了。生态链乃至立体圆通循环的生态圈，像是一个各类价值全面协调、相互支撑、相互转化的善理价值循环圈，甚至可以称为“至善价值圈”。因为一方面，它让任何一种价值找到自己确切的暂时位置，表现了其善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在各类价值全面循环的过程中，任何一种价值依次通过所有价值的循环圈而实现不断的创造性转化时，任何一种片面的价值也获得了全面性，表现了其至善的本性，或善的绝对性。

作者认为，广义进化范式与欧几里德范式相比有几个重要区别，首先是基于价值而非基于真伪值，是面向生活的；其次是“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这有利于创造发明；第三是重视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范式，注重“从何而来、有何好处”之类的生物进化动力或目的问题；第四是大时间尺度，据说这是它超越于达尔文进化论之处，因为它更加重视由多个小创造积累和转化为大创造的过程，通过自我表述的某种循环结构，打开通向开放和无限进化的道路。不过，非决定论的不可预测性虽说激发创造发明，却和善理论的“预测原则”有矛盾，当然作者也注意到了它们的内在统一性。

总之，笔者的感觉是：《认知科学与广义进化论》一书一方面将哲学工作者带入工程师的思考方式，另一方面又将工程师带入哲学工作者的思考方式——在这个接合部上，的确可以激发无穷的联想，无尽的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