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幻灭

    我在刚读大学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毕业后会走上一条崎岖不平、重头再来的道路。在我们那个偏僻的乡村中学，信息闭塞，经济贫乏，肚皮扁扁，一心苦读圣贤书，虽然临场发挥失常，仍然以超记录的高考成绩进入全国一流的理科学府。父母和乡亲们都以为一步登天了，以后的前途必然似锦，衣食无忧了。在那个贫穷的山村，能果腹就是最大的期待了。

    我在农历癸亥年末出生于安徽庐江的一个偏僻乡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癸亥是六十年一循环的最后一年，注定是一个离经叛道的终结者。而在这个一贫如洗的贫农家庭，父母依然欠缺能力养活我和我的哥哥，哥哥未及满月就被送往同样贫困不堪的外婆家寄养，可我依然无法度过安宁的童年。虽然我出生的时候，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公布，但依然没有宣传和执行到我们那个偏僻的山村。在我两周岁多的时候，在那个小山村，计划生育开展得如火如荼，而且每个乡镇、每个村寨都分摊了固定的人数指标，必须凑足人数。于是整个山村就如同鬼子进村般混乱起来，五十多岁的妇女、儿子都成家立业的母亲，一个个被强行担走，送到乡卫生所去“结扎”，粗暴的对待、简陋的医疗条件，有不少饱经生活磨难的伟大女性选择了轻生，又有不少健康的女性感染了妇科疾病。而村干部家，生养三四个子女，却依然逍遥在外，准备再接再厉。那些顶嘴质疑的村民，被合法地“人民专政”，有些年迈的老父母被派出所关到秘密的黑屋子里，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口粮和家当被如狼似虎般掠夺，房屋被掀了屋顶，墙壁被砸了窟窿。这样的苦难岁月，到九十年代初，在我的身边，依然屡屡发生，我的幼小的心灵，在仇恨中发抖。

    我在两周岁左右的时候，只因父母质疑隔壁有三个子女的村干部，于是厄运降临，被抄了家。房屋被打倒，家具被抢走，粮食被清空，连一头两个月大的猪也在嚎叫声中被牵走。我的意识深处，依然清晰地显现出那一幕幕场景。母亲说，两岁的孩子是不记事的，但，两岁的孩子也是有意识的，在那种强大的恐惧面前，两岁的孩子也必然会在意识的深层留下深深的烙印。

    我不讳言，我的童年是在恐惧和仇恨之中成长。被抄家后，我一度随着外出打工的父母一起颠沛流离，后来也来到了外婆家，有了我惟一的伙伴和朋友，我的哥哥。外婆是先天眼盲，却依然在摸索中操持家务，外公因食道癌而变得消沉和沉默。寄人篱下的清苦让小小的我就有了轻生的念头，而相依为命的依赖感和责任感却又让我贫瘠的童年充满温馨。哥哥和我一起读一年级，一起囊括前两名，一起拿奖状，每逢期末，这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只有这一刻让我们可以在别的小朋友面前感到骄傲。而那些青黄不接、放学之后挖野菜来做稀饭充饥的生活，让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自卑。那时我觉得，我们天生就是如此贫困。

    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体味到世态炎凉。恐惧感让我在学习上一往无前，感到惟有学习才能释放恐惧，才能改变命运。十多年的学习生涯，一直是个好学生，洁身自好，也与现代化的商业潮流绝缘。在甘贫乐道的生活中，我来到了著名学府，开始了与顶级科学家耳濡目染的科研生涯。

    然而，此时的我发现，赞美并没有被授予拥有美的人，而被异化地赋予了财富、权势、诱惑和欲望。科研里的丑闻和腐败，让我窒息。或许，这个商业至上的时代，已经不需要探询事物的是与非，只有利益和利益的交换就已经足够？我发现自己的心灵依然是卑微的，对象牙塔和精英圈感到失望，胆怯，此时已经没有了恐惧，而更多了一些不屑。我更愿意去思考纯洁的人类的本源的纯洁，我不希望理想主义者的心灵被蒙上了污垢。在大学最后一年的一个秋日黄昏，我从埋首教科书中抬起头，走到窗户边，看着夕阳照耀下的法国梧桐树叶，金黄而璀璨，我的心被照耀得澄澈而轻灵。我知道，世中依然有真理，有美，有是非对错。我应该更有责任去拯救自己的灵魂。于是，我放弃了科研，转而追求人的心灵，走到人民中间来，体味普通人的冷暖。因为我知道，神圣来源于人民，来源于卑微与普通。那些自以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精英，他们的灵魂已经被撒旦收去了，已经无法抵达真理的圣殿。

    然而，俗世中处处迷茫，到处有陷阱，人生的路途充满艰辛与磨难，人与人之间，也被撒旦设置了层层的迷网，互相陷害，互相利用与算计，商业化的侵蚀，人心不古，真理也难寻。社会被搅拌成臭气熏天的酱缸，圆滑世故被尊为成熟与成功，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要么有点姿色也可以去投怀送抱，妙龄少女嫁给耄耋老翁，社会风气一边倒，撒旦已经布下天罗地网，诱惑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圆滑成为手段，而目的就只有物质享受一桩了。继而一切都更加混乱，酱缸中散发出益发得意的气息，理想主义者在漩涡中缴械，或者粉身碎骨灭亡了。天下一片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