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

    中国人大多是个人英雄主义者，严重欠缺集体团队合作的精神。虽然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设置是所谓的“集体主义”和“集体决策”，但实质上往往都是一把手决策和“一言堂”。如果把社会结构比作金字塔，每个人都盯着金字塔的顶端，向上看齐并跃跃欲试，没有谁用平行的眼光看看周围和脚下，没有谁去思考跟周围和脚下密切关系、搭建成牢固的下层建筑。

    通常的说法是，单独的中国人都是佼佼者。单独的中国人可以轻易地战胜一个对手；两个中国人联手勉强可以和别人的一个人打成平手；如果三个中国人合作，决斗还没开始，内部已经乱成一团糟了。在不同的版本里，这个老外可以是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

    中国人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估计是遗传下来的。中国的帝王社会或许不像西方中古时期那般封建，但是九五之尊的皇帝却像图腾一样受到万民景仰，那些农民起义家，他们的目的也是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披上龙袍，坐上龙椅。没有哪个农民起义家真的是眼光向下，没有谁是来真切地解决农民和社会问题的。而那些民间女子、官家女子，有朝一日得以陪侍君王侧，那也是无上荣光。为什么大家都会引以为荣呢？因为帝王是金字塔顶上那一点，是独一无二的，是了不起的人间英雄。

    而那些落魄的文化人，他们报国无门，假如又不愿意抛弃他们的“愚忠”，那怎么办呢？他们最杰出的代表者莫过于孔老夫子了，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却仍然无法取得高官显禄，于是在酸溜溜的文字之中，炮制出至圣先师，成为文化人万世景仰的大圣人。在孔夫子身上，也是完全地体现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他成为受后世顶礼膜拜的对象，没有靠集体团队的合作来完成，他身边的弟子门徒，也都自动地围绕他为中心，唯中心马首是瞻。

    历史课本上记载，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那些中国的文化人，发现自己曾引以为豪的传统文明中，已经无法吸取养分和发展了，于是打倒孔家店，来个全盘西化。然而，西化进来的，仍然是那些个人英雄。人们仍然是各自为战，每个人都想成为英雄，而不甘心作为“第二”，不服气别人第一。人人都要作“老子天下第一”。

    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来的是“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权利的来源是人民，行使这个权利的也只能是人民，国家也是属于人民的，而国家的统治者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利必须得到人民的授权。既然是授权，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收回这个权利。国家、社会和人之间存在着严密的契约关系。当然，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引起了利益集团的恐慌，民主的思想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也不是那么平稳顺利的。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无比成功，正好验证那些思想者真是“英雄”，然而在西方国家，他们并不像孔老夫子一般被捧上天，或者被砸下地，他们仍然那么平凡地记载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之中。西方人会认为，他们的思想，只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和义务而已。作为一个思想家，就应该给人们提供优秀的思想，而不是成为“英雄”。

    西方的权利来源于人民，人民授权给国家的管理者，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股份公司。每个拥有公司股份的员工，把股份授权给董事和经理，大家共同来经营和发展。如果员工觉得董事和经理不称职的话，可以要求撤换他，收回自己的授权，并把股份授权给另外合格的人选。

    然而，哪怕在21世纪的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向上负责，因为权力来源于上级领导，上级可以生杀予夺，自己得取悦上级，决不能忤逆。他们不必眼睛向下，不必对老百姓负责，因为处在下层的老百姓没有影响他们升迁的资本。于是，在官僚体系中，形成一个眼睛向上盯着的利益群体，跟“中心”保持高度一致，跟中古时期的帝王时代相比，没什么明显的进步。而这种体系，形成了一级级、一个个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子系统，每一个处在环节中间的官员，都要对上逢迎，都会受到下级的逢迎，他们都期望能达到某一个层级的一把手，成为某个层次的“英雄”。

    现代社会，早已应该成为公民社会，随着高技术的发展，靠个人的力量来发展社会早已像东方夜谭，哪怕生产一件产品也需要众多人不断协作才能完成，产品的销售也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合作，才能产生利润。社会的治理也要靠所有的社会人来“入股”，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契约，社会人才会有动力来推动属于自己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属于少数人的，处在底层的普通社会人必将变得谨小慎微和麻木不仁，而一个建筑的底盘不稳，恐怕金字塔也会坍塌成一堆泥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