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没有“诺贝尔奖情结”

    我要说，中国人没有“诺贝尔情结”，估计基本上没有谁相信。因为，中国人对这玩意儿实在是太顶礼膜拜了。假如鲁迅还活着，他应该能拿诺贝尔奖。老舍都拿到一半诺贝尔奖了，谁料他自杀了，老外生生地给了日本人。巴金获得了多少多少次提名。甚至有不少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声称获得了“提名奖”。甚至有著名的诗人北岛，在人家皇家文学院的隔壁租房居住，专门冲刺诺奖。

    其实，中国人是获得了很多的诺奖的。那些在报纸期刊教科书上可以找到的物理、化学类诺贝尔奖，只不过他们大多要称为“美籍华裔”，说到底也算是咱中国人。另外，还有一些在报刊图书中见不到的文学、和平类的诺贝尔奖，他们都是“因为政治原因获奖”，所以不仅不能算作中国人，获得奖也“名不副实”，当年中国作协还特意发了一个声明，来批判贬低高行健的。至于为什么他们会是“因为政治原因获得诺贝尔奖”，相信大多国人都明白的。

    在中国组织部门眼中，获得诺贝尔奖主要是科学界别的诺奖，以标志中国的科学研究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在一群热衷炒作诺奖情结的人的眼中，可能更热衷于获得文学诺奖，因为他们都是写文字的。诺贝尔和平奖没有人愿意去争，也没有人愿意去炒作，人们都自觉地避开了“雷区”“红线”。

    除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人不敢热衷之外，其他的几项，中国人都想得想破了脑袋，而在这之中，诺贝尔文学奖尤其是热中之热。2000年高行健获奖了，一帮人恨不得开除他的国籍，抢劫他的老母，理由很简单，我们这一帮人都没得奖，凭什么你得奖？于是把他封杀掉，大家继续在争取第一个获诺奖的虚荣。真是有点掩耳盗铃，真是有点狂热到疯狂。诺奖情结是一种虚荣的社会心态。

    他们为什么疯狂？因为他们没有读圣贤书，虽高高在上，却没有学问，心中没有“大道”。中国的先贤们并不热衷于此类“评奖”，或者说，饱读圣贤书的古代中国人并没有自卑到需要靠获奖来得到其他人的承认。中国读书人自古以孔孟之道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和者中庸之道”，是古代贤达之人的三种划分，都是从他的品性出发，并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成绩。你高居庙堂之上，或者是草野鄙夫，都是一律平等地来考量，道德高尚的就受到尊敬。在中华浩瀚的历史中，圣贤豪杰不计其数，而受到好评的帝王却寥寥无几，由此可见一般。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古人都是随“道”而走，为真理而献身。在古代，“成王败寇”并没有多大的市场，曹操因为不是刘氏血脉，而受到几千年“奸雄”的谩骂，明王朝覆灭几百年了，仍然有人要“反清复明”，甘愿做明王朝的“遗民”。他们为的都是所谓的道统。

    即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要全盘西化，或者全盘赤化，要割裂传统文化的遗毒和肿瘤。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强调中国先贤所坚持的“道”，他们在乎的是权力。从神权时代，到君权时代，到民权时代。文艺复兴后，开始有“天赋人权”思想的传播，进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建立了代议制政体，通过人人平等的选票来表达民意，少数服从多数。他们的领袖要或多或少地讨好选民，才能维持自己的政权和正当性。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注重法理，西方侧重人权。于是，新文化运动想进行一场文化启蒙，想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大同社会，一切像西方看齐。可是，连年的征战，让这场文化启蒙运动不了了之，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还需要后世来考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的糟粕没能剔除，西方的人权观念也没能建立。中国沉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接近无政府的状态。

    在这种人人都有危机感的不安全社会里，个人英雄主义很自然地滋生和蔓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矗立在同胞们的头顶，最好是最顶峰。于是，对于这些写字谋生的人来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最最值得炫耀的荣光。于是，他们在贯穿在自己作品中的不是人类的终极理想，而是他们个人英雄主义的焕发，他们希望自己写的就是一部可以拿到诺奖的作品。这就像极了今天有很多大牌导演为了拿到奥斯卡而拍电影，他们拍电影的目的是为了拿奖，而不是好看，不是给人感动，这一切反倒让西方人感到无比荒谬。

    为了拿奖而写作，注定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商业化的“产品”而已。文艺作品的本源，就应该是对人类灵魂的关怀，只有切切实实地写作，忠实于内心，忠实于真理，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古代的先贤、文豪都是穷困潦倒，现代的所谓“著名作家”都落户富豪排行榜，也就无怪乎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了。而那些希望通过获得一些各类奖项，标榜各种标签而获得关注的作家，显然是没有什么真才实料，是自卑的表现。而一个时代都如此，乃是因为“道”的遗失，社会人心已经没有信仰，也无法彼此信任，不读圣贤之书，抛弃了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心灵的荒漠。

那些热衷于“诺贝尔奖情结”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真实意义上的中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