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郑大新区的男生公寓的二楼活动室里，地上凌乱无章地到处铺着橙黄色的《经济观察报》，我和Z坐在地铺上侧耳倾听，对面是郑大的一位同仁，正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他们办的那本《校园消费》的“前世今生”。第一期都已经怀胎十月，艰难出世，而以后的各期则更是遥遥无期，前途渺茫。郑大那边的商业氛围要明显比这边儿的浓厚兴盛，单是小肥羊一家一出手就是几千块钱，是我们这边所不敢痴心妄想的。浸泡在秋日午后慵懒倦怠的阳光中，他嘴里飘出的每一句话都如同微尘一样在空中无力地悬浮着，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感。学校外面的小本生意的店铺每“拔一次毛”都要经过深思熟虑，锱铢必较地衡量成本与收益，断然不会出手如此阔绰，也经不起一再的折腾。而市区浩如烟海的大公司在我们眼中又虚无缥缈，明明看见一片金光闪闪，伸手一捞却可能只是海面上泛起的的粼粼日光。那本薄薄的《校园消费》充其量只能算是装订精美的传单合辑而已，别人或许完完全全不屑一顾的，他却为之心力交瘁了近一个月时间，当成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而在首战告捷之后，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却不知道下一个火药库在哪里。我和Z此行的目的是想和他一起商讨校园杂志可持续发展的突围之道，三个臭皮匠冥思苦想，“头脑风暴”了一个下午，然而羽扇纶巾的诸葛孔明还是没有飘然而至。哎，其实说到底只是一个盈利模式的问题，也就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却可能是全天下最难破解的一个问题。到最后问我们怅然分手的时候，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构建出来。
二十年代、八十年代and现代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和郑大的那位大四的仁兄见过面，经过一次手机号码的“大清洗运动”，他的号码也从我的手机里消失了，至于他的《校园消费》究竟有没有下文我则是一无所知了。但是我和Z的勃勃雄心却并没有因为这次会晤的颗粒无收而有所收敛，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类似这样散漫无边却总被一个永恒的问题困扰的讨论一次又一次地在他那飘着烟酒味的宿舍重演。我是一个喜欢比附幻想的人，尽管有些强拉硬扯的嫌疑，这样的一幕幕还是让我想起了五四时期领风气之先的新青年们，他们秉烛长谈，为黑暗的坟墓里吹进来的一丝文明之风而激动不已，不甘心再受压迫，受奴役，总要起身做些什么，救国于危亡，启民于蒙昧。手无寸铁的他们在只能求助于杂志，于是一本本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油印杂志开始在渐渐觉醒了的国民手中薪火相传……我也忍不住想起了八十年代那个理想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一本本散发着清新墨香的诗歌杂志在一双双颤抖不已的手上传阅，大地春来，冰河解冻，人们为终于有人真真切切写出了他们的心声而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但是眼前的现实又恶狠狠地把我从这样不切实际的浪漫想象中一把抓了回来。上网百度一下“校园杂志”吧！单单是叫《校园消费》的就多达十几个，而搜索到的最多的关于校园杂志的内容就是“招商启示”，至于再怎么样涂脂抹粉地打扮地花枝招展；再怎么样不遗余力地高调宣布为80后、90后一代量身打造；背景再怎么涂鸦地伤感颓废、积极张扬，骨子里还是孔夫子2000多年前的那三声直露的疾呼：“沽之哉！沽之哉！沽之哉！”
驴唇、马嘴的距离
再看看周围办杂志的人们吧，也好像仅仅只是为了办一本杂志而已，没有什么不可一世、拯救苍生的野心，也不是为了代一代人发出自己独立的呐喊，仅仅只是要办一本杂志。或是为了给不完美的大学生活留下一点纪念，一点日后就着啤酒或蓝山咖啡缓缓道来的谈资；或是为将来找工作准备一份与众不同的傲人简历；或者，抛开这一切他人眼中的虚幻“镜像”，仅仅是想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梦想努力奋斗一次。大学生活的得过且过之风像一场迅速蔓延的瘟疫，为了不被它感染，我们愿意抓住任何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至于同的是什么志，合的是什么道，这个梦想的彩色绣球中到底包藏着什么样的内涵则可以不闻不问，不去细想了。校园里的每一个人都眼巴巴抬头仰望，要抓住每一个命运抛下来的绣球，每一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要抓住每一个锻炼的机会，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登上某一个一显身手的舞台。至于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为国为民？与周围的人交流思想？提倡一种健康向上的大学氛围？在我见过的这么多办杂志的人中，谁也没有这样一种不自量力的野心，顶多把它当作创业前的一次演练，打的一个前哨，与外面的商家交流谈判的一个筹码，仅此而已。
在商业社会，一切都要回归到商业。一切的浪漫和激情与商人的斤斤计较、分秒必争之间真的比驴唇马嘴的距离还远。没有一个办校园杂志的愿意贴钱进去，再怎么着也要收支平衡，最好还能有所盈利，不然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对了，在现在的大学校园中，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不计回报、不问成败地付出呢？不是连爱情都不再可靠了吗？
“滑的像泥鳅一样”
回想起那段日子我们为了外出拉赞助而做的细致入微的准备，真是觉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寝室里一一悉数着可能会慷慨解囊的商家，认认真真地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四下分头为之撰写商业计划书。出发前，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正经庄重，我们又分别印制了头衔累累的名片，绞尽脑汁地要做出花样，秀出创意，以博得那些“大钱在握”的商家的粲然一笑。但是结果呢，随随便便的一个保安就把我们拦在了门外。即便在数次无功而返之后终于有幸见到了公司的市场总监，却被他拿出的十几本同种类型的校园杂志震惊的哑口无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校、这么多的有志青年前赴后继、履蹈覆辙呢？为什么明明知道许多公司已经有了自己的宣传渠道、宣传队伍，我们还要拉着我们的兵团毛遂自荐呢？为什么明明知道我们两三万人的市场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明明知道郑州的高校市场只能容得下寥寥几本杂志，我们这么多高校还都要不约而同地自建炉灶呢？为什么外面传媒公司的杂志早已起步，混战厮杀，没有一个能顺顺利利地长久支撑下来，我们还要用这种小米加步枪的方式企图去攻下大炮都攻不下的堡垒？当然，成功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如我校去年的《凌云》杂志，华北水利水电的《尚学》，还有前文提及的《校园消费》，还有我们在百脑汇看到的十几本郑州高校杂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都只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的短命者，而且这些成功者也都是建立在郑州十几所高校几十万学子的发行范围之上的，试问郑州这个消费水平不算高的城市又能容纳几本这样的校园杂志呢？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去东门店铺拉赞助时的情景。一听我们是拉赞助的，他们立刻就像见了瘟神一样，二话不说地送出门去。他们是早已被学校里数十个社团长年累月的轮番轰炸给吓怕了，几成惊弓之鸟。羽翼还未丰满就人人都想过来拔毛，怎么能不“谈赞助色变”呢？在和这么多社团协会左右周旋过N个回合之后，他们的“太极推手”功夫也日益到家，被不少专业外联人士美誉为“滑的像泥鳅一样”。
“商业“独木桥
商业大潮中，人人都奋勇争先，都想争当弄潮儿，都把别人当作消费者，都想把校园里区区的两万多人绑架上自己的战车，当作自己商业谈判桌前的筹码。他们未尝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存在着无数个摩拳擦掌的竞争者；他未尝不知道自己要与之谈判的商家早已被数双炯炯放光的眼睛盯上了；他未尝不知道自己的谈判对象早已和类似的大学生相了无数次亲，心生厌烦；他未尝不知道他这点可怜巴巴的筹码根本就不能为他在谈判桌前赢得一个位子。但是他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他相信只有自己的伶牙俐齿才能念出那句“芝麻开门”的咒语，即使头上撞出的累累红冢也是未来在社会上足以傲人的资本。他还不假思索地笃信那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愚人哲学”，据说中国做的最成功的一本校园杂志——成都的《校园消费》就是起步于此（团队成员在一个雪夜等在那个不守信用的客户门口大半夜，终于感动对方，拉到第一笔赞助）。
以前是千军万马挤高考这座独木桥，现在又是挤破头皮地争上“商业”这座独木桥。每一个高校都有四五拨儿人马在秘密筹划一本覆盖全市高校的校园杂志，而我们看到的只是风云际会、机缘巧合成就的一些幸运儿。《凌云》是刚好傍上了河南曙光医院这样肯下大手笔的客户。而其他大多数则没有在这么这么幸运，一波三折，胎死腹中，成了一群群人的生命中一个小小的遗憾，一声飘逝在风中的叹息。你尽可一所说是他们能力不足，筹备不力，未能尽到全心全意，但是这么大把大把的青春韶华全都虚掷在在这上面了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像有太多太多的社团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浪费在了寻找经费上一样；就像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把钱投进了无良的黑心中介一样；就像有太多太多羞怯的心灵在一个个讲台上饱受打击、因此而否定自己一样。每想至此都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商业的潮流、自我表现的潮流、积极外向的潮流不由分说地袭向我们每一个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然而我们的选择又是如此地逼仄而有限，2万多人的高校，还能靠什么来吸引外面商家的注意呢？还有什么能赢得和外面老板共进午餐的权利呢？只有把这两万多人细心包装，大言不惭地说这就是我后面坚强的后盾。然而到了最后，真正能在商业的潮头上站稳脚跟的又有几人呢？而大多数人虚掷的宝贵的时光却一去不复返了，大部分人自信心的打击和碰了钉子之后的懊悔也无从得到补偿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们并不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他们从中得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经验教训，他们已经比其他人先行一步了，走进社会之后也能更快更好地适应。这些我都不否认，但是我却为我们在大学四年间屈指可数的几种选择而感到悲哀，难道我们非要挤入那些利益的纠缠犬牙交错的商业黑箱中么？难道非要看到公司中那些赤裸裸的索要回扣的内幕交易吗？难道非要把我们曾经奉若神明的尊严一再地被那些有几个臭钱的人踩在脚下吗？难道还未踏入社会我们就要学会向那些有钱有权者妥协，就像杂志主动权的一步一步丧失？我知道，对于这一切我们都无能无力，我们都只能逆来顺受；我知道在校园中要做出点有声响儿的事情离开了钱就寸步难行；我也知道，为了得到钱，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我们必须要学会俯首倾听，学会顺应妥协。但是能不能让这些都来的晚一些呢？能不能让这些都往后推迟几年，留给我们的大学最后的一块清净之地呢？但是这恐怕也只是我一个人孤独的呐喊罢了，除了金钱之外，除了所谓的锻炼能力之外，除了表现自我之外，这个校园中还有什么能把一群人组织在一起呢？
不可靠的另一条道路
当然，不向商业摧眉折腰，我们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向手握资源的权利机构求援。《尚学》不是战战兢兢地做了好几个版本的商业计划书才得到了省团委的一笔资金吗？我们也想过找校团委，可是又固执地不想把主动权拱手与人。因为外面的商家不会管我们的内容具体是什么，他们关注的只是发行量，而学校的权力机构则可能对我们的每一个字都严格的审查，即使没有，一把随时可能落下来的剑悬在头顶该是什么滋味？《尚学》团队是幸运的，权力的刀斧没有无理地强加于他们的杂志，他们的杂志也没有因此而成为官方的“传声筒”。但是我怀疑它因此而失去了本来会犀利如刃的锋芒，而且谁能保证出钱者不会一时兴起、指指点点呢？到时候也只有乖乖听话的份了,命根子攥在别人手里，毕竟时时都有“长恨此身非吾有”的不安全感。
“此路不通”
跟《凌云》的主编谈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的时候，我曾说过想为以后办校园杂志的同学提供一些以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因为我知道，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一条显而易见的商业之路还会有人一届一届地走下去。同样的故事会一再地上演，长鸣的警钟起码在十年八年之后的学生听来都不会是噪音。但是回过头来看，我这篇文章到底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了呢？我到底在哪一个陷阱、哪一条歧路旁做了标记呢？我很惭愧，在絮絮叨叨地写了这么多之后，我还是不负责任地在这条道路旁边插上了“此路不通”的标记。没办法，一旦涉及到自己，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心平气和、客观公正。我也知道，这个“此路不通”的尴尬标志很快就会被蜂拥而至的人群给挤倒，然后不知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