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先王铁鞭鞭一舞，文曲为我从天落

我们来翻翻他的家谱。

佛雏先生于1984年发现的王国维佚文《先太学君行状》，是王国维为纪念他的父亲王乃誉(1847--1906)去世而作，这是一篇家传，作于1906年。据《行状》称，他的远祖可以一直追溯到北宋的王禀。而王国维后来的世交罗振玉所写的《海宁王忠悫[1]公传》，更追到王禀的爷爷王圭。王圭是开封人，年方十九就当了官，为一勇将，号称“王铁鞭”。王圭所生三子：王光祖，王光世，王光嗣。光祖也是一位骁勇战将，抵御吐番有功，官及泾原河东定州路副总管。王光祖也有虎子三位：长子王襄，次子王亶，少子王禀。其事《宋史》中多有记载，累世以战功称名于世。其中尤以在靖康之难中战死的王禀，最为著名。在生擒方腊的战役中，王禀领兵与金人巷战，身被数十创，被金兵围城达250曰，最后跟儿子王荀双双赴汾水而死。王国维为此叹曰——

“呜呼，处无望之地，用必死之兵，当蚩尤之攻，为墨翟之守，粮尽援绝，父子殉之，公之忠，可谓盛矣[2]！”

然而朝代兴废，有如潮落潮生，所谓“朝”代，有如潮水，不知古人之论“朝”与“潮”，有无此意?那钱塘江水，也是日日西流而又东趋，这一西一东的涌动，也是潮流之向背了。大潮涨时，海水倒灌，水西行去，待到落时，又奋勇东奔，谁也奈何不得。你那个伍子胥的精灵化作的涛神，也就是那个“灵胥”，就是万世抱恨又有何用?这就引出“荒台麋鹿”之典，说的是西汉有个伍被，劝淮南王刘安不要谋反，伍被说：“我听说伍子胥当年力谏吴王警惕越王勾践复仇，吴王不听。伍子胥不禁叹道：‘我就要亲眼看到姑苏台将成为麋鹿游戏的荒野了’。”后来吴国果然被卧薪尝胆的越王所灭。所谓观潮嘛，观朝罢了。随着朝代兴衰，南宋以后，王氏家世也由兴隆而逐渐衰替，慢慢转到农商方面；但从明代的王世杰开始，直到清末王乃誉，三百年间，王家却一直传承着“读书种子”。“郁郁乎文哉”（论语），王氏家族由武转文，到其父王乃誉这一代，仍然是书香人家，不过家境已经近乎清贫了。

因而王国维在《行状》中叹曰：

“呜呼!君于孤贫之中，阛阓(Huánhuì，街市)之内，克自树立，其所成就，虽古人无以远过，而年不跻于中寿，名不出于乡里，是亦可哀也已[3]! ”

以王国维的学问功底，能对其父做如此高的评价，想来当不是溢美之辞，因为王国维对学问的态度，一向十分严肃，他对叔本华、康德等既敬之师之而又疑之，即是一例。

既然学问那么高，名气又那么小，取名叫“乃誉”，就很有深意了。不知是否一种巧合，反正中国人取名有一种办法，就是算算这个人命中缺什么，比方说算出来某某命中缺水，那么名字中一定要有“水”，做个补救；又比方说缺金，那么名字里就可以有“金”呀，“钅”呀，“铁”呀，甚至“鑫”呀之类。当然这是从五行上说。推而广之，如果命中出不了大名，才学等等又不错，那么以“乃誉”名之，也算一种补救吧?现在是谁来“誉”之呢?是“王”氏自家人，所以才叫“王乃誉”，王家自己在誉，“王”者具体指谁?说穿了便是王国维。王乃誉则是父以子贵，虽然在世无名，身后却由于王国维名气之大，而随之有“颇有名气”之遇。如此说来，则“乃誉”又具有正面的意义了。

此话且放在一边。据《行状》说，王乃誉擅长书画金石，诗文也很有素养，而据乃誉的《日记》，他还会唱曲、吹洞箫，是一位多面手，而且完全靠的自学。《行状》追述说——

“自宋之亡，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以迄于府君，府君少贫甚，又遭‘粤匪’……之乱，年十三，随先本生曾祖父、先大父避兵于上海。既而先曾祖父，先大父相继物故，君号咷呼吁，丐于亲故以敛。后益转徒，无聊，遂习贾于茶漆肆。‘粤匪’既平，其肆自上海迁于宁之硖石镇，君始得于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4]。”

这便是乃誉为学的开始，也就是自学的开始。后来——

“会戚属有令江苏溧阳县者，延府君往佐之，前后凡十余年[5]。”

为县令之佐，对政治自然有相当的了解。而且——

“由是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6]。”

后来王国维之喜收藏，看来是有家传的。且看王乃誉精进之力——

“自宋、元、明、国朝诸家之书画，以至零金残石，苟有所闻，虽其主素不识者，必叩门造访，摩挲竟日以去[7]。”

豪侠之气如是，颇有先代武风。案武者现“文相”，历来为武功中的极境，而文人显武相，也该是“文功”中的高致吧，乃誉得之矣。

“由是技益大进[8]。”

那是当然，“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嘛。后来呢——

“年四十，归，遂不复出[9]。”

算是游子归乡了。回来干什么呢?

“惟一游金陵，一沿桐江，观富春山，登钓台，皆不数月而归[10]。”

好一个文人雅士，潇洒以至于这样吗?

“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是哪一位古人赞赏来着?

“归后，日临帖数千字，间于素纸作画，躬养鱼种竹，以为常课，君自三十以后，始作日记，至易箦前一日止，盖三十年如一日焉[11]。”

笔者曾多次下决心记日记，又多次洗手，无法坚持，最长的一次也不过几个月。三十年如一日，我不敢望其项背的。鲁迅日记也是一记几十年，我也不敢。

王乃誉在日记中称：“日记因善忘而作，始于光绪初年……惟所记太琐俗，非是则亦无所事，姑存之。学力无望长进，惟望省身改过[12]。”其中家务、农事、贸易、时政、风俗、民情、书画、诗文、戏曲、游记、学术论议、艺人传记，以至灯谜、笑话和梦境等等，应有尽有；其忧国忧家，苦苦挣扎之态，也尽在其间。

王乃誉在书画诗文方面的追求很得王国维之“誉”——

“君于书，始学褚河南、米襄阳，四十以后专学董华亭，识者以为得其神髓。画，无所不师，卒其所归、亦与华亭、娄东为近。又尝谓自冯墨《国朝画识》、蒋霞竹《墨林今话》后，近世画人亦颇有足传者，故就平生所见近人书画，考其姓氏爵里，且评隙(骘)其所诣，为《游目录》十卷；又有诗集二卷，文若干篇，稿藏于家[13]。”

王国维后来的喜考据，研史学，是早有耳濡目染的。有趣的是《行状》中又谈到王乃誉的忧世之怀——

“君自光绪之初，睹世变日亟，亦喜谈经世之学，顾往往为时人所诟病，闻者辄掩耳去，故独与儿辈言之。今日所行之各新政，皆藐孤等二十年前膝下所习闻者也[14]。”

可见乃誉也不纯是一个遁世文人，逍遥隐者，于吟诗作画，游观山水之际，也忧怀世事。忧则忧矣，经世之学也“喜谈”之，乃至使时人捂着耳朵跑掉。而且，他谈的应当是很有新见解，即王国维所说的“今日所行之各新政”，他在二十年前的少年时代早就听过了。那么乃誉一定是有先见之明了。当然，他对经世的热心，也就止于此了。与人谈，不听，则与自家儿辈谈。这种作风也颇似日后的王国维。王国维于国事政局世道，大抵是止于谈，而且是少谈，至于行动之介入，就更见其少了。他基本上是个学术独立论者，主张学术不应成为政治等等的工具。不过，论则论矣，行动上不免常常矛盾，以至于做到为晚清殉节的地步。这是后话。

《行状》作于1906年，王国维29岁，正满脑子新思想，对于“新政”，自然是心向往之。这一点他要感谢他的父亲王乃誉的熏陶。至于在学问上独自钻研，自学成才，也深得其父的影响和鞭策。

其父如是。

其母又如何呢?

《行状》说，“君娶凌氏，生子国维；继娶叶氏，生国华。”记述简略，我们只知道他的生母是凌氏，而且当国维四岁时，凌氏就病故了。幼年丧母，该是王国维忧郁性格的一个原因吧?虽然性格的成因并不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