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如今之教育，杀许多之天才

16岁那年3月份，王国维跟别人“同舟赴府试”，4月9日从杭州回来，知道没有考取。王乃誉批评说：自己不想想平时该振作用功，自以为谁也比不上自己，及至临场慌了手脚，又有“弃甲曳兵之象”。开头很自负，失败后垂头丧气，年轻人，难免。

7月份，又重新振作，参加岁试，考了个第21名，入了州学，也就是海宁州学，当时海宁称“州”，后来才改“县”。

这一年，王国维开始读前四史，即《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王氏《三十自序》中说——

“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那么先前读的都不算数，是“小儿科”。这是以自己挑选书籍来读为评判标准的。16岁上已有了相当的判断力，鉴赏力。“而悦之”三个字很关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学的奥妙在这里，所谓“进无师友之助”，大约是因为师友之助跟自己的兴趣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所以到这里才视为“平生读书之始”。

“而悦之”悦到什么程度呢?把幼时储存的钱都拿出来买了书，其爱书如此。

另外一点也很值得玩味：这个平生读书之始，是始于读史书。

我们后来会看到，王国维青年时代热衷于哲学、文学，成就蜚然。后半生又转到史学去了。从史学始，又以史学终，中间夹了一个哲学文学段。否定之否定，大鹏展翅打了个圈子又飞回到起点上。学问上的这种轮回，值得研究。

王国维也是16岁这年准备考举人的，其《三十自序》云——

“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

其实，他治举子业，也用力不专，所以17岁去杭州应乡试，没能中举，考到中途就罢考，打道回府了。因为他“不喜帖括之学”。

那就还是当他的秀才。海宁四才子，这一阵来往得正欢。陈守谦回忆说：当时我在城南沈氏家吃饭，跟国维家相距大约一里路，“无一日不相见”。见面就上下古今，纵论文史；或校勘疑误，鉴别异同；或为词章，彼此欣赏。

这四才子，除叶宜春生平不详外，另外三位在《海宁州志稿》中都有记载。褚嘉献，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1910年经“学部试验，钦赐举人”，是有所成就的。陈守谦是一名附贡生，曾经当过江西石城的知县，后又讽刺伍大庚知县，候选知府，也有一定的地位，王国维自不必说，日后成了学问大家；少年时代，就精于词章，长于校勘，酷爱文史，初露锋芒。

王乃誉却是另外一番心情——

“可恨静儿之不才，学既不进，(又)不肯下问于人，而作事言谈，从不见如此畏缩拖沓。少年毫无英锐不羁，将来安望有成!……不患吾身之死，而患吾身之后，子孙继起不如吾，……盖求才难，而欲子弟才过其父为尤难[1]。”

“知子莫如父”，这话有点说不通了。

其实这种事司空见惯。当然，自己生的养的，手把手教的，却不了解，也是有点说不过去。

王国维的畏缩拖沓，想必是实情，国维后来也承认，但说“毫无英锐不羁”，却也未必，可能在父辈面前畏缩一点，在同辈好友面前就不一样了，所谓“上下古今，纵论文史”，自有一种英锐气在，待到后来有咏史诗云，“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其干云豪气，一下子为罗振玉所看中，遂成为终生挚友。

乡试未能中举，陈守谦回忆说：当时，王国维专心搞考据之学，不喜章句，尤其不屑于时文绳墨，因此一同赴考，不到终场他就回家了，于是我就知道先生无心于科举之名。

长子没考好，王乃誉倒不见有什么责怪，只是对考据不以不然。

可是人各有志，虽为人父，也没有办法。日记里写道：“见静作功课卷，不甚惬意，而诗尤草率，戒之屡而终违，可恨[2]。”

孩子大了，翅膀硬了，有奋飞之意，老父也管不着了。“可恨”是一件好事。不然就真的没出息了。外面呢，郑观应正在发行他的《盛世危言》，说“立古而非今”是不对的，“遗其体而求其用”也不对，主张设议院，搞工商，跟各国资本展开“富战”。这对守旧派也是一件“可恨”的事。

               郑观应(1842～1922）和他的《盛世危言》

很快就到了18岁，1894年。女大十八变，男子也要变。正月里，王国维去杭州再应乡试，又没有中。这一回父亲怪罪下来了——

“以不合数借书画与人，并责其不用功而心地未明白。此时极好机会，再不努力惜光阴以从事，后日何所望。于是时老大伤悲，犹小无学业，无功力，不振家声，不能顾家处世，胥在此偷闲好逸，自是之弊耳，可不戒哉[3]！”

当儿子的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而且主意大得很，自以为了不起，火气也大得很。5、6月里，王国维做了一篇文章，逐条驳斥俞樾的《群经平议》。这篇驳文，今天已找不着了。据王乃誉看，此文“自尊太过”：

“见静驳俞氏《群经平议》，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至论笔墨，若果有确见，宜含蓄谦退以书，否则，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过，必至招尤集忌，故(宜)痛戒此习[4]。”

父亲的责备是很有道理的，王国维后来又写过评辜鸿铭英译《中庸》的文章，少年英气，锋芒毕露，晚年时见了此文，感到惭愧：“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

辜鸿铭(1856一1928年)

所以，父亲的责备大抵是可信的。

从照片上看，到了晚年，王国维的脸部表情，仍然在深深悲痛中透射着自负或孤傲，从眼神，从嘴角，都看得出来。他最终跳到昆明湖里，也是因为“义无再辱”。自尊心太强，受不了“辱”。王国维不信佛说，忍辱波罗蜜他不修。当然，一般世人的忍辱，多多少少也会修一点，其晚年自哂少年习作，也是开通的表现，是一种进步。

不过话说回来，好象是罗素说过，年轻是骄傲的年龄。如果年轻时不骄傲，大了一定没出息，那时候想骄傲也来不及了。年轻人有骄傲的资本，有骄傲的权力。苛求可能不好。把骄傲变成精进波罗蜜就更好了。勇猛精进，则无坚不摧；安然忍辱，则莫奈我何。攻守随意，进退自如，一阴一阳，是谓道也。这样的话，天才就不至于夭折了。夭折，就可惜了。

     罗素 Bertrand Arthur Wieeiam Russel（1872--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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