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在1894年7月23日爆发,清军惨败,全国震动,对于18岁的王国维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
“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1]。”
向往新学,从此开始。可惜无钱游学。无钱一直是王国维生活中一大问题,“退有生事之累”,对于求学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后顾之忧。法财侣地,缺一不可,不然怎么修道,怎么求学。
个人生途困迫,国家战事惨败,掌管国政的西太后却要庆祝她的60大寿了,她的寿礼就是颐和园的落成。王国维是喜欢历史考据的,颐和园的来龙去脉,他不会不知道。可在他专门写的颐和园词里,却只看到对修建此园的赞颂之辞。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却在那里建园庆寿,而建园经费有人以为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而来,对此王国维未置一辞,而1895年,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赔款的三分之一。真是大国风度,颐养天和了。这算不算一“辱”,该不该跳东海、投西湖呢?可见,“辱”的内涵,是大不一样的。即使这个算一辱,也是可以忍一忍的。
慈禧(1835~1908)
这时候,北京城里,康有为正在闹他的公车上书。本来1888年入京应试时,他就上书皇帝,提出变法主张,但没成功。于是回到广州讲学,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已经是举人,而康有为只是个秀才。举人拜秀才为师,康有为名声为之一振,听讲的日益增多,两年后达到百多人。1895年他又进京应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激动无比,认为此条约万万签不得,马上请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各省的举人也纷纷响应,一时间轰动全国;康有为亲自起草请愿书,长达14000言,慷慨陈词,提出拒和,迁都,变法几点主张。
康有为( 1858~1927)
变法维新,就得靠新学。新学是什么呢?就是西学。西方人是中国人的老师。这种老师有点特别,他们开着军舰来,用大炮讲课,喜欢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儒训,温良恭俭让那一套,他们大概没听过。这怪不得他们,可能是不懂汉语吧。那么不要紧,就听他们讲英语吧,还有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等,都洗耳恭听,把他们的书也搬过来学,译,讲。这样还不够,就跑到他们国家去留学。这是近现代中国的一大景观,世界一大景观:先生打学生;学生跑到先生家里去学,先生打到学生家里来。
谁说教育只可以循循善诱?
谁说先生不可以动手?
结果是,日本打中国打得最起劲,中国留日学生也最多。最高时达到两万多。
王国维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甚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所以经常怏怏不乐。
追慕新学的时代来临了。
以“前四史”为开端的为学之路,面临着决定性转折。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报》应运而生了。胡适振臂一呼:现在是《时务报》的时代!好象一个“圣之时者”。
从钱塘江口往东远眺,有个人正在美国创立“兴中会”,此人便是晚清帝国的掘墓人孙中山。“圣之时者也”,还是当首推孙中山。这是一只火凤凰,正给中国准备一次伟大的凤凰涅槃。
他衔着枝枝的香木飞来,飞来在檀香山上。
兴中会创建于美国檀香山。
《马关条约》终于签订了,王国维也到了19岁。帖括之学被扔到一边去了。然而新学在哪 里呢?
罗振玉却有机会读到中译本的西洋学术名著,觉得西人学术也可以作为中学的辅助——
“时我国兵事新挫,海内人心沸腾,予欲稍知外事,乃从友人借江南制造局译本书读之,予窃意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时窃读焉[2]。”
罗振玉(1866~1940)
罗振玉后来成为王国维的至交,生于1866年,比王国维大11岁,在国学(中学)上颇有研究。1896年春,他到上海与徐树兰、朱祖荣,蒋黻(斧)等组织农学社,设立农报馆,招聘译人翻译欧美日本的农书及杂志。
与此同时,《时务报》也在上海诞生,创办人为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人。
梁启超(1873--1929)是戊戌变法的主将,广东新会人,此时在《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痛陈瓜分之祸,开启民智,伸张民权,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行新政。汪康年(1860--1911),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有《汪穰卿遗书》等行世。黄遵宪(1848--1905)是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也参加了戊戌变法。
梁启超(1873--1929)
《时务报》有此三员干将,迅速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刊物。一时议论时务之风雀起,梁启超大声疾呼,“变法之本在育才,育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对王国维触动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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