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终于来了。事情巧得很,1898年2月间,在《时务报》当书记的许同蔺,因事返里,请王国维代理他的书记工作。王国维渴念新学、心系外界久矣,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怎能不欣然应允呢。于是马上动身去上海。父亲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乡了。
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他们自盐官启程,途经硖石,乘坐王升记轮船前往。抵沪后,于2月7日赶忙给许同蔺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说——
“别后次晨到硖,乘王升记轮船,午刻开行,晚抵平湖。次日已刻始达上海,谒见穰卿、颂阁两先生。途中平善,堪慰垂注,辰维起居佳畅为颂。弟在此间得从诸君子后与闻绪论,甚幸甚幸。足下为我导夫先路,感何可言[1]。”
进《时务报》馆,开头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然不多,但是兴趣颇高,尽心尽责,可惜的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这时已辞去馆职,到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任教去了,是谭嗣同等人请他去的。这样,《时务报》主笔一职,只好空着,因为主笔原来是梁氏。报馆的一切事务,现在都由经理汪康年(穰卿)掌管,他的弟弟汪诒年(颂阁)从旁协助。
不久,王国维又想改换工作,想到翻译中西文报馆去,因为进入《时务报》馆后,与欧君(欧云樵)很合得来,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报馆。因为那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可以再另外找个好地方。这事跟父亲商量后,父亲不同意,劝他初来乍到,以慎重为妥。不过,从这事倒可以看出王国维的不死板,思想相当活跃。
欧云樵是康有为的弟子,当时在《时务报》工作,王国维觉得欧君人极平和,曾向他讨教,但又苦于言语不通。
受工作和周围人士的影响,王国维忧国忧民之心日益加重,求学欲望也更加强烈。工作之余,不忘与同乡许同蔺通信。
“胶事了后, 英俄起而争借款之事,一再,几至决裂。现闻政府拟兼借两国之债,或可稍纾目前之祸。总之,如圈牢羊豕,任其随时宰割而已[2]。”
这是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的事情。这封信写于2月27日。
3月1日又有一信给许默斋(同蔺)——
“英俄各报均言无意于瓜分中国, 然俄在吉林边界之兵日增,又放一头等铁舰东来,英人亦派一舰,各国兵船云集于太平洋,其意实为叵测。然俄苟不先发难,想各国也不至先动手也[3]。”
接着又谈到办学堂之事:
“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万万不能,惟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到一分就算一分。去年杪(音秒,末尾也)与张英甫,钱东府论海宁可设一师范学堂,以丝绢、湖北赈捐之款(每包八角,湖北今年想可不必捐矣),作为开学堂之款,绰有余裕,其益可递演于无穷。(弟尚有详细想法,拟小学生略收修(滫字去掉三点水)金,即以此项津贴大学生,堂中只须请教习及办膳而已。)伊等颇以为然,而未肯竭力设法。此事可与公桓(李圭)公祖说之,若能办此事,则莫大之功德也。他人万不肯办,宜趁公桓刺史在任时,不可错过也[4]。”
救亡图存,先办学堂,而且是师范学堂,见识颇深。但教育救国,很不容易,赞成者不多;赞成者中,肯动手的又不多。此事后来就搁下了,没办成。
3月份,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同月,王国维谒见康有为,并将此事信告已经回家的父亲。王乃誉3月14日即回信答复说:你来信所说谒见的康公是不是南海先生呢?你此番出门应当以家累身世的考虑为最重要,不过如有明师益友相遇,也可以有选择地做点事。这可以增长气识,锻炼心智,不可以稍有不适,就改变主意。出门在外,到处都是学问,但总要抓住重点为好。
康有为
做父亲的,想问题当然要实际一些,把家累身世之计放在第一位。亲自偕同儿子赴上海谋生,回家后又常与儿子通信,无所不谈,善加指点,可以说是一位严慈兼备、颇识大体的好父亲。幼年丧母,而有如此难得之父,也是不幸中之一大幸事了。当然,仍然可以说,父亲再好,母亲的慈爱总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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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
[2] 袁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3] 袁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4] 袁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