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我和你注定此生有缘

这时候，罗振玉创办的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与《时务报》诸同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社址在上海新马路梅福里。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兼教英语，以培养翻译西方农学书刊的译才，3月22日开学。

这样，王国维又来了一个机会，去东文学社学外语，而且因此结识了罗振玉，为此生一大事因缘。

不过，东文学社的学习并不轻松，制度也颇严格，此一点反映出罗振玉的胆略、见识以及融经商办学为一体的才干，非同凡俗。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读书，半工半读，非常紧张。

   王国维（左）和罗振玉

东文学社之反映罗振玉的胆识与才干，可由该社的《社章》见出。

《社章》署名的发起者有：罗振玉、邱宪、汪康年、蒋黻等人。这表明，罗振玉为壮大农学社，联合了当时最有名气的《时务报》的力量，可谓借船出海、借风使舵者也，并不保守僵化，不象一个清朝遗老。

其次，《社章》第三章《主意》讲明办社的缘起有三点，第一点，因为将来中日交涉之事必定繁多，而通日文者又很少；第二点，因为译书译报，动不动就要到远处去聘翻译；第三点，因为中日人士语言不通，将来游历交接有种种不便。这表明，办社的主意，不仅仅在于译书译报。译事只占三点主意中的一点。考虑比较全面周到，也利于广择生源。

再次，第五章《学生》中规定了收受学生的有关事项凡九款，颇见办社者经营匠心-——

“一、学生不限年岁，大约三十以内，十五以外皆可入社学习，但必须中文精通者，方可入[1]。”

入学年龄比较灵活，便于选择。可喜的是，开国51年后，如今中国的大学也终于取消了学生的入学年龄限制。

“二、学生入社不得中途辍学，中辍者以日之多寡惩罚金，其数别订之[2]。”

以罚金督促学习，也让申请入学者事先慎重考虑，避免盲目入学，难以管理。罗振玉有经商之才，办学也知道如何运用经济手段加强管理。

“三、学生每人岁出修（滫字去掉三点水）金二十元，按节先期交出[3]。”

一般情况如此办，但贫困者另有办法：

“七、学生贫困不能出修（滫字去掉三点水）金者，经保人担保，亦可不来社习学，不出修（滫字去掉三点水）金。但将来学成，必在社翻译，以译资酬学费。其供职之年如所学之年，翻译限内容。欲他就者，向担保加倍索偿学费[4]。”

这一条非常仔细，很见功夫，于情于理，权衡斟酌，滴水不漏。

其他还有：

“四、学生额数不得逾四十人，三年毕业，不三年而学成者亦为毕业[5]。”

量力而行，讲求实效。

“五、学生每日读东文，约定某钟点至某钟点，不得迟到，迟到者不待之。”

“六、学生住馆不住馆，悉听之。住馆及留餐应出资如干，别订之[6]。”

“八、捐款在百元以上者，子弟来学不受束修（滫字去掉三点水）。捐金五十元者，束修（滫字去掉三点水）减半。”

“九、学成之学生，即充分学教习及各报馆翻译，皆可由本社推荐及聘请[7]。”

在第六章《办事》中，还规定：

“社中学生学习至数月后，会其学习译书，所译之书，由社中印行；所得利息，永充社中公用[8]。”

学以致用，效果才好，于学生、于社里，都有好处。想起现今的外语教学，学习多年还是不能用，天天在教科书中打转，真是可叹。罗振玉被许多人目为封建遗老，其实此人亦富有开拓求实精神，不可忽视，又，许多人也视罗振玉为学术骗子，学术是名，借学术赚钱是实，这也值得慎重对待。办学、搞学术没有商业头脑，不见得十全十美吧。商业头脑还是需要的，非常需要的。何况经商也是一门学问，所以有商业大学，有商品学、广告学、经营管理学、货币学，学术和经商可以结合，可以打通，世事洞明皆学问。说经商不是学问，这一世事恐怕就没有洞明。

想想王国维打算办学校却没有办成，而罗振玉一办就成，可以见出二者的不同。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大大超过罗振玉，但罗氏在学术上功底也不错，而且，若没有罗振玉在经商、学术方面的提携，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就，想必会大打折扣。如果说经商一无是处，恩格斯也不必从商20年，有恩格斯从商，才有马克思的大学问可做。

这样，王国维自己的学校没办成，却进了罗振玉办的“学校”--东文学社，也就是日文学校。

半工半读是很忙的。在报馆，王国维任书记，又兼校对，还要代汪氏兄弟写信、作文、翻译，报酬却很少。学习上只有在东文学社的三个钟头，没有空来进一步钻研学问。这使王国维进退两难，抑郁不乐，考试也不及格。不久就因工作与学习的矛盾激化，与馆方发生了龃龉。

王国维被弄得身心交瘁。5月30日，他又得了一个长女。他是没有功夫去管长女的事了。不幸，8月8日，长女就夭折了。他则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脚气病而回家疗养。他7月18日回家，不到20天，长女就离他而去，他只做了两个多月的父亲，又加上脚气病，祸不单行。这一回脚气病害得不轻，曾到寸步难行的地步。

维新派也在紧锣密鼓地动作。6月11日，清政府决心变法，下了诏书，康有为被委以重任，维新派开始参与政事，戊戍变法开始了。

6月23日，清政府明令废除乡会试所用八股，改试策论。6月30日又废除生童岁试所用八股。王国维深为快慰，当日即写信给许默斋(同蔺)：

“诏废八股，实为数百年来一大举动，唯易以策论亦终无济，非学校贡举合而为一，终不能得人材而用之也[9]。”

认为还得进一步改革，得办学校。

王国维十分关注变法时局，自云：“连日读上谕，均有怵惕振厉之意”，感触极为强烈。而变法伊始，早有所谓“帝”“后”两党的冲突，后又有维新派内部的纷争。王国维叹曰：“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只因学术上的异同，即水火互不兼容，这是近世士大夫的魁垒奇特之才，恐难担起救国济世之任。

果然，维新派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8月，康有为提议把《时务报》改为官报。汪穰卿不愿，干脆把报名改为《昌言报》，免得康有为责他抗旨之罪，因为康氏此时乃为朝廷中人，奉旨而行。

康有为为什么要改报纸为官办呢?黄遵宪等人登的广告称：开头，黄遵宪、汪穰卿、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时务报》，因强学会余款开办，黄遵宪带头捐以千金，应当推举汪君驻馆办事，推梁君为主笔。而康有为则认为，汪穰卿办报亏了巨款，报纸没办好，恐其失败。于是康有为叫别人给汪氏写信，叫汪氏把《时务报》总经理让给梁启超，以提高报纸声价。汪穰卿不服，康有为就设法奉了朝廷特旨，自己来督办《时务报》。汪氏没有他法，就把报名改为《昌言报》，以辟抗旨之罪。但不久《昌言报》就被查封了。

9月20日，慈禧太后把光绪帝关了起来，第二天(21日)早晨，就在便殿办事，下令查会社，封报馆，捉拿维新人士，史称戊戍政变。至此，百日维新宣告失败。《时务报》当然难逃厄运。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从容就义。

其时王国维正在海宁疗养，闻六君子被杀，义愤填膺，在给许同蔺的信中说——

“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10]！”

此时的王国维，政治颇为激进，于此可见。这时候还没有倾慕“西宫才略称第一”，而是大叫气杀我也。

11月29日，王国维病愈离家去上海。

到上海后，《时务报》已关闭了。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在此之前，罗振玉因看到王国维书题的咏史绝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惊异非常，“知为伟器，遂拔之于俦类之中”，予以特别照顾。

从此以后，王国维才有时间专心于学问。

对于一个矢志于学的人，其感恩之心，自不待言。当时就有杂诗一首曰：“豫章生七年，荏染不成株。其上矗梗楠，郁郁干云衢。匠石忽惊视，谓与凡材殊。”八年之后，他在《教育小言十则》中又说——

“今日上所恃以为奔走天下之具者，高官耳，厚禄耳。其上者，则知用礼貌矣。善用人者，固不能不用爵禄与礼貌，然其要，尤在能尽其用。夫人之有一长者，未有不自知者也。使上亦能知之，而能尽之，则知己之感，固有视爵禄礼貌为重者，此郭子仪所以能以奴隶役浑瑊，而海兰察所以甘受阿桂[11]之怒骂者也[12]。”

世人多以为王国维甘受罗振玉指使，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曾谈到这一点。鲁迅也认为王国维老实得象火腿，而罗振玉呢，目的恐怕就不在书中的学问上了。但对王国维自己来说，恐怕就另有感想了。一是知遇之恩，二是帮助解决生活之累，三是在学术上也可以常交流。

有此三条，很该知足了。罗振玉指手画脚，又有何妨?即便象阿桂那样怒骂海兰察，又有什么大关系呢?其实，罗王后来互称先生，二家也结成了姻亲，关系还是可以的。最后他们也闹翻过，那也得具体分析，也许忍耐力到老来有点不够了，世事压力太大了，也是闹翻的一个原因。罗振玉，也难免有他的毛病，刚愎自用。但只要王国维愿受，外人有什么好说的呢?一点亏也不吃，只想占好处，那就不仗义了。王国维不是这种人。

戊戍政变查封了《时务报》，但农报馆却不在查封之列，两江总督刘坤一还命上海道拨款2000元资助办学，这样，农报馆的东文学社也得以重新开学。受政变的冲击，学生走散三分之一，而象王国维这样的高材生，学习工作都很卖力，罗振玉不忍让他们中途停学，就再由自己举私债来补充校费。一年后，由于王国维、樊炳清的努力，把学社中讲授的史、地、理、化各科都译成中文，再由罗振玉筹资付印，销路不错，学社的经费就不缺了。

工作学习之余，王国维还是抽空于年底回了一次海宁。

第二年开春(1899)，王国维为东文学社出版的日本史学书作序，对东洋史，支那史的了解与日俱增。

这一年，东文学社学生不断增加，只好搬到宽敞的地方去，新址在江南制造局前的桂墅里。罗振玉任命王国维为学监，想来是要重用，看看他在学术之外，是否还有管理才能。但王国维与同学的关系没搞好，不久就被免职了，不过免职不免薪，月薪照发。罗氏对国维，的确是另眼相看。但商人精明也具备，该试用就试用，该免职就免职，敢做敢为。

这期间，社中的教师是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此二人原是搞哲学的。王国维曾经见过田冈君文集，其中引用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这使王国维非常感兴趣。不过苦于不懂西文，自认为终生没法读康德和叔本华的原著了。于是决心学习英文。

藤田丰八

学监虽然没当好，同学关系也不是完全一团糟。象樊炳清、罗振常、罗福成等，都是王国维要好的同学。樊炳清英日文都通，年龄比王国维稍大些，在学社肄业后，跟王国维等一起译编《农学报》，又经罗振玉译辑《科学丛书》，辛亥革命后，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供职。樊君跟罗振玉关系不错，由师友而结为亲家，樊君的儿子娶了罗振玉长子罗福成的女儿。樊与王国维友谊也很深，王国维《人间词》甲、乙稿《序》，就是托名“山阴樊志厚”，因为樊氏原先答应写序，后因为懒惰，迟迟不交稿，王国维只好自己动笔，又不好自署名字，就用了“山阴樊志厚”之名，樊氏知道后，不禁失笑。樊君中文外文造诣跟王国维不相上下，但学术成就远不如王，人们认为他不如王勤奋。

罗振常是振玉的弟弟，1899年春从淮安到上海，在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辛亥以后，也同振玉、国维东渡日本，与名流交往甚多，但跟国维关系最好，对王推崇备至，并让长女罗庄拜王国维为师。王氏去世后，振常曾刊印王国维遗著《观堂诗词汇编》。

罗福成是罗振玉长子，生于1885年，也在东文学社跟国维同学。王氏去世后，福成遵父命，帮助赵万里编印王国维《遗书》。

老师方面，就是藤田、田冈二位了。王国维对他们印象很不错。认为他们有学识，教书也很勤奋，教科书中问题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

而罗振玉对王国维的印象是：“公平生与人交，简默不露圭角，自待顾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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