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独上高楼

十一国公使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亥条约》，于是有庚子赔款，国人一大辱也。庚子年，就是1900。

1901年春，清政府在西安下诏宣布变法。大概已无可奈何了，内容大抵为废八股兴学堂，派出洋留学生等等。

也在春天，王国维与樊炳清应罗振玉之邀，去武汉翻译农事书。罗振玉此时为湖北农务学堂监督。

到了5月，罗振玉又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王国维被聘为编辑。

由《农学报》而到学校：东文学社；由学校而到《教育世界》杂志--罗振玉是有头脑的，有远见卓识。《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第一本教育专门杂志。

其创刊宗旨云——

“方今世界公理，不出四语，曰‘优胜绌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亟之意乎[1]！”

又称——

“人才组合而成世界，是世界者，人才之所构成；而人才者，又教育为之化导者也，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2]。”

其内容如何呢——

“爰取最近之学说书籍，编译成册，颜之曰《教育世界》[3]。”

“附译之书，约为六类，曰各学科规则，曰各学校法令，曰教育学，曰学校管理法，曰学校教授法，曰各种教科书[4]，”

“所译各学教科书，多采自日本”，“同人有以论说及编著之书见示者，当选择刊行[5]。”

属于一种纯教育杂志，开头由罗振玉自任“笔削”。杂志的办法也值得今人借鉴，它是分之为册，合之成集，合起来就成了一套《教育丛书》，这是以刊弘书，以书弘刊之法。这就要求所刊之文，必须高档次，否则无合集之必要。法国人卢梭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就是在《教育世界》首次译载的。

王国维翻译了一本日本人写的《教育学》，刊于《教育世界》上。

于翻译之余，王国维悲风时起，付之于诗——

杂感

侧身天地苦拘挛，

姑射神人未可攀。

云若无心常淡淡，

川如不竞岂潺潺。

驰怀敷水条山里，

托意开元武德间。

终古诗人太无赖，

苦求乐土向尘寰。

这种心境，与叔本华精神暗合，而此时王国维，还没有读到叔氏哲学。

秋天，罗振玉辞去农务学堂监督，王国维也辞掉该校职务。罗正准备赴日考察教育，也想资助王国维赴日留学。此事于1902年春就办成了。

这样，26岁的王国维，到了日本，晚上在东京物理学校学数学，白天学英文。感到几何很难学。在日本呆了四五个月，脚气病又犯了，大概是跟数学缘份不深吧，身体就以脚气病的方式提出抗议，于是王国维就有正当理由退学回国了。这个正当理由还不能自己讲出来，必须经罗振玉一劝才行。因为人家帮你张罗来日留学，又出钱资助，当然不好意思不卖力学，不好意思学不好；即使学不好，也不好意思得病；即使得了病，也不好意思以此为理由要求退学。所以虽然事已至此，脚气病大作，罗振玉之劝也还是必要的。

回国是在夏天，住在上海，罗振玉家中。

这时，罗振玉得到沈曾植等人支持，出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王国维则当了该校执事。从此，有空时就跟藤田丰八学英文，又给罗振玉的《农学报》、《教育世界》搞点编译，撰述越来越多。其《三十自序》中说——

“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6]。”

独学之时代--正是独上高楼时。

此高楼为何?哲学。

哲学为何种学问?人生之学问。

大而言之，哲学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学问。宇宙人生四字，已将一切囊括无余。一切，是无尽的。佛家谓“无尽藏”。常人说天涯无尽。天涯，是人生的天涯。与人生无关者，人是不介意的。所以宇宙人生，仍可以简化为人生二字。故王国维因人生之问题反复出现于自己心中，于是下决心从事哲学研究，以求安身立命之法。这是为人生的学问，不是为学问而学问。

现在真的要“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

虽有藤田君为指导，高楼终归是自己攀登。所谓“进无师友之助”，所谓“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当指此意。

读的书很多，遍及社会学、心理学、逻辑学和哲学，都是西方著作。因哲学不可以单学，必须兼及其他各种学问，触类旁通，才能了悟。

王国维日文比英文好，就把两种书参照着读，慢慢就得以通英文著作之大略了。夏天里，张謇(1853-1926)在通州创办通州师范学堂，想聘一名心理学、哲学和逻辑学教员，罗振玉推荐了王国维。聘期一年。张謇(jｉǎn)是江苏南通人，光绪状元，主张教育和实业救国，因此又办学校又办企业。他又是宦海中沉浮的过来人，深知办学校办企业，都需要政治背景，于是便投入到清末立宪运动中，主张温和变法，与权贵交往甚密，其救国之苦心，助其忍辱负重之志。

通州师范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王国维自己办学未成，但能到这所学校任教，也算冒了尖：第一所师范的第一批教员。其他还聘了日本籍教师十多人。学校于5月15日开学。所教即所学，这对王国维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可以教学相长，到校后，就一边备课，一边通读康德、叔本华著作，间或也写点诗词。

有诗言曰——

书古书中故纸

昨夜书中得故纸，

今朝随意写新诗。

长捐箧底终无恙，

比入怀中便足奇。

黯淡谁能知汝恨，

沾涂亦自笑余痴。

书成付与炉中火，

了却人间是与非。

是否真的了却呢?看来没有。真的了却，连“付与炉中火”也不必了，无可无不可了。不过，其中淡淡超脱之意，于“不甘心”之间，依然见出。“随意写新诗”一句，有洒脱之气。

康德的书不好读，读到《纯粹理性批判》中“先天分析论”部分，几乎根本读不懂，只好暂时放下，去读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这本书，王国维感觉是“思精而笔锐”，因而特别喜欢，从1903年夏到1904年冬，一直反复阅读叔本华著作。尤其“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因为可以从这里弄懂康德学说。至于叔氏的人生哲学，“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

通州师范首届招考两班，学生除秀才[7]外，多为举人[8]、贡生[9]、监生[10]。而王国维既懂外文，又通西洋哲学，心理学、教育学、逻辑学等，他的讲义“伦理学”又是翻译的，所以学生不大欢迎他。何况他年方二十六、七，比一般学生还年轻，属新派教员之列。

一边教书，一边读书，一边还写文章。这期间思路大开，心得颇多，又因在《教育世界》任编辑，发表文章也方便，所以写了不少东西。还翻译了很多著作，均在《教育世界》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