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  意志薄弱者的意志哲学

《叔本华与尼采》

此文作于1904年11月。

把叔本华和尼采进行对比，是很有意义的；而由于是王国维在比，在旁人看来，就有了三个人，因为说别人时，也便讲出了自己，言语之道如此。所谓文字般若，人人本具，只是用者不识而已。于是现在就有了叔、尼、王。

如果说叔本华面对宇宙人生还有一点达观潇洒的话，那么王国维就要悲观得多，而其见解又比叔本华要深，他抓住了叔氏要害，即所谓同一意志与独自解脱之间的矛盾。相比之下，叔氏的的那一点点达观潇洒，也是懵懵懂懂，还在梦中了。从这方面说，王国维的自杀，比叔本华的尽得天年，更有形而上学的伟大意义，叔本华要浅一些。

尼采是另一种典型。“我为什么这样聪明?”尼采这一问，是何等自信。尼采树起了超人。他不满意叔本华对生命意志的否定。他要做个强者，要肯定生命。而他肯定生命的结果是，他奉献了自己最独特的著作《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而当这部著作还只是一部手稿、来不及付印发表的时候，他自己已经“放弃”了对自己生命的权力，而成了“行尸走肉”，没有任何“价值”了，这便是重估一切价值之后所剩下的唯一“价值”。超人的强者不甘于屈服，着意抗争，而且大呼为了自己强大，就得拥有强大的对手，希望对手始终有力--他又一心想主宰对手，那就得自己更强大才行。弦已经绷紧到极点。这就是尼采。

绷紧到极点的弦必定要断裂。断裂有许多方式：自杀、早衰、夭折、得病、甚至意外事故(这一点心理学家荣格有过自我描述：潜意识招来意外事故以转移心理压力)。得病又有许多种，大略有心理病和肉体病之分。尼采既然要做强者，决不会自杀。但强者太难做了，这是尼采全部学说的潜台词--因为他是一个最脆弱的人，所以一再声称意志的力量，甩出吓人的词语。强者难做而又偏要做，实在做不了时又不能自杀，那么得病不失为一条解脱之道，而得病又最好得一种“糊涂病”--什么也不知道，那就可以不负失败的责任了，否则，头脑很清醒，肉体又病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痛苦之极而又不能求死，那才真的受不了呢。所以，这个最聪明的人也就“想”出了一种最聪明的解脱方式--失去理智，发疯。从而推开了一切责任。

结果，强者表现为弱者，弱到连自杀都不能，如果不是“不敢”的话；而超人则归结为废人。尼采最后一本“书”就是如此，这便是他一生哲学的结论。当然这本书不是用文字写成的，而是用生命，用血肉写成的。读一位哲学家，如果仅从文字方面去读，不从其生命活动中去读，那就读不出文字背后的深义来，只流于咬文嚼字，表面文章。反之，把生命融进文字，或者反过来，把文字融进生命中去理解，去领悟，文字的完整意义才会浮现。

所以，王国维虽然比叔本华更悲观，但他究竟还有自杀的能力，他是在头脑清醒中自己结束生命的，他履行了或说执行了作为一个人的权能。反之，尼采连这点权能也失去了，权力意志表现为毫无权力，全无意志。从文明的意义上，他已不成其为一个人。这便是尼采超人哲学的逻辑结论。这不但是语言的、文字的、思想的逻辑，更是物质的，肉体的、生命的逻辑。意志哲学表明自己是意志的彻底崩溃，高扬的心力表明自己为“心之死”。世上可意事多矣，而“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尼采的悲剧乃是一切悲剧中最大的悲剧，这便是尼采的名作--《悲剧的诞生》没有说出来、没有诞生的东西。

意志论，乃意志薄弱者的杰作。

有感于叔本华与尼采的大痛苦，王国维深受触动，不禁痛呼——

“呜呼!天才者，天之所靳（jìn吝惜），而人之不幸也!蚩蚩之民，饥而食，渴而饮，老身长子以遂其生活之欲斯已耳。彼之苦痛，生活之苦痛而已，彼之快乐，生活之快乐而已。过此以往，虽有大疑大患，不足以撄（yīng,干扰）其心。人之永保此蚩蚩之状态者，固其人之福祉、而天之所独厚者也。

“若夫天才，彼之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彼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与人同，而其以生活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彼之生于世界也与人同，而其以世界为一问题也与人异[1]。”

当然，如果仅此差别倒还没什么不幸的：

“然使此等问题，彼自命之而自解之，则亦何不幸之有!然彼亦一人耳，志驰乎六合之外，而身局乎七尺之内；因果之法则与空间时间之形式束缚其知力于外，无限之动机与民族之道德压迫其意志于内，而彼之知力意志，非犹夫人之知力意志也。彼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欲人之所不敢欲，然其被束缚压迫也与人同[2]。”

不幸的原因是在这里。因此——

“夫天才之大小，与其知力意志之大小为比例，故苦痛之大小，亦与天才之大小为比例[3]。”

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推导：谁痛苦越大，谁天才必定越大?真是这样，许多人肯定不想做天才，许多父母也不希望子女中出神童了。划不来呀。何必呢!

要是天才真是天生的，那么天才的痛苦必定是在劫难逃了。于是——

“彼之痛苦既深，必求所以慰藉之道。而人世有限之快乐，其不足慰籍彼也明矣。于是，彼之慰籍，不得不反而求诸自己。其视自己也如君王、如帝天，其视他人也如蝼蚁、如粪土[4]。”

叔本华和尼采，确是如此。也许这恰好就是天才们自我作践的办法，也是天才们的最愚蠢点。但愿多数天才不这样。否则人怎么能有出头之日，人类怎能有奔头呢?一群悲观得要死，动不动自杀的天才在前头引路，回头还不断骂后面的人是蚂蚁、是粪土，这种天才，总还是让人摇头，即使我们真心佩服他们的才气。

其实天才，不过就是自然之才罢了，不必太自视甚高，太卑视别人，并以此自暴自弃。

天者，自然也，这种看法可能更顺当些，不那么虚张声势、神神怪怪、神经兮兮，不至于到后来实际上把自己也看得一文不值。

可惜呀——

“彼故自然之子也，而常欲为其母；又自然之奴隶也，而常欲为其主。举自然所以束缚彼之知(力)意(志)者毁之，裂之、焚之、弃之、草薙(ti，除草)而兽猕之。彼非能行之也，姑妄言之而已。亦非欲言诸人也，聊以自娱而已[5]。”

总之是说大活，做不到。欲望特强，能耐又不行，痛苦到了极点；天才的不明智，也到了极点。因此自古就有用“傻瓜”这个词称呼天才的。

这样只有傻瓜才会做天才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但是，天才究竟是值得敬佩的——

“叔本华与尼采，所谓旷世之天才非欤?二人者，知力之伟大相似，意志之强烈相似。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跖（同“跖”，zhí,脚掌）于精神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走者也[6]。”

佩服大哲学家，远胜于伟大帝王之上。

哲学是智慧之学，有智慧者圣。天下有圣人，“治大国，若烹小鲜”，有什么难处。“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吕氏春秋》此言不虚。果真有这等圣哲，此等天才，秦皇汉武怎能不北面称臣，而成吉思汗、拿破仑安得不望风而逃呢?可是，叔本华与尼采，似乎不属于此类圣哲，因为叔、尼二人都患有抑郁症，照吕氏不韦的看法，做天子不合格的——

“尧以天下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托天下[7]。”

天下诚可贵，身体价更高。若为养生故，二者皆可抛。

王国维也知道，叔、尼二人之说，没有别的，聊以自慰而已。这个“聊”字很重要。

所以，叔本华与尼采，都不能帮助王国维安身立命。

人间何处是“静庵”呢?

正是——

欲觅

欲觅吾心已自难，

更从何处把心安。

诗缘病辍弥无赖，

忧与生来讵有端。

起看月中霜万瓦，

卧闻风里竹千竿。

沧浪亭北君迁树，

何限栖鸦噪暮寒[8]。

这诗取自禅宗一个故事：

神光想拜达摩为师，学佛法。达摩不理他。他就在外面雪地里死等。一直等到第三天早晨，雪都埋到膝盖上了，达摩才出来问：你要干什么?”

神光说：“愿和尚慈悲，广度群生! ”

达摩说：“诸佛无上妙法，是旷世精进的结晶，要能做最难做的事、能忍最难忍的事才行。小德小智、轻心慢心的人怎么能行!”

神光一听，当即嗖的一声，抽出佩刀，砍下自己的左臂，递给达摩，一言不发。

达摩说：“诸佛和菩萨求法，都不把身体看作身体，不把生命当作生命。你虽然只做到断臂求法，也可以了”，于是把神光改名为慧可。就是说，你这智慧还可以，孺子可教。

慧可便说：“现在请师父帮我安心。”

达摩说：“拿心来，我帮你安。”

慧可找了半天，才说：“找心，没找到。”

达摩就说：“我已给你把心安好了。”

慧可一听，马上就悟通了。

        达摩

“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慧可悟了，不见得别人也能悟。因此王国维仍然提这个问题。王静安者，求静求安，不静不安，可以仿照《金刚经》，说所谓静安者，即非静安，是名静安。而“觅心了不可得”，又何需安呢，这叫做不安而安，本地风光，所以说“我与你安心竟。”于是悟出“所谓非静安者，即是静安，是名非静安”这个理。本来如此，无需雕琢；本地风光，不必装点。

要“望尽天涯路”，这个心的欲望无极，因此这个心也的确难安，回头觅心，也没个觅处，这个心是否也无极呢?还是无极天涯也只在这个心中呢?

王国维走着自己的路。

他要从通州到苏州去了。1904年12月，28岁的王国维，前往江苏师范学堂讲课，讲的是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这位心理学教师，自己还没有找到心在哪里。正如西方心理学家赖尔《心的概念》一书总结西方心理学史后，认为“心这个所谓实体并不存在”，也并不妨碍西方古典心理学研究了几千年、近现代心理学研究了几百年。没有关系的，心没有找到，心理学还是可以讲，“姑妄言之”而已。况且藤田丰八先生也在那里，有空时可以去拜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