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自家惯作他乡客

辛苦是辛苦，学堂放假，还是要回家的。7月初放暑假，王国维回到了海宁。在海宁期间，与少年时的朋友张光第一起欣赏书画，也是一喜。欣赏之余，再来两首小诗，以与朋友告别，岂不快哉。于是就有了《将理归装，得马湘兰画幅，喜而赋此》二首。

暑假期间，《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同时在《教育世界》发表，未署作者姓名，研究者认为，王氏曾有“先秦诸子系列论述”在《教育世界》发表，多不署名，这三篇当属王作。5月份已发了第一篇《周秦诸子之名学》。王国维是东西学问同时并举。西方的，他还不断译介，这个月有一篇《哥罗宰氏之游戏论》也是一篇译作，在《教育世界》登载，也被今人视为王氏译述。

早在6月，王国维已有《论平凡之教育主义》、《论新学语之输入》二文发表，值得一提。

《论平凡之教育主义》，是针对平凡教育主义而发的。这种主义认为：不立小学则不能立中学，不立中学则不能立大学，因此今日当务之急在多立小学，在小学都建好之后再建中学大学，也不晚。

王国维说，这是一种常识，却不正确。从欧洲说来，大学在中世纪就有了，小学普及则只在这百年。日本呢，也是中小学和大学同时并举，为什么——

“天下大事多出于英雄天才之手，蚩蚩者直从风而靡耳。教育不足以造英雄与天才，而英雄与天才自不可无陶冶之教育。高等教育之责任，在使英雄与天才得其陶冶之地而无夭阏(è，堵塞)之虞[1]。”

王国维并没有奢望大学教育去造就天才与英雄，但反过来天才与英雄又不能没有教育和陶冶，这一点他也看到了，因此，他希望大学有助于天才英雄之成长，而不至于夭阏。

另外，要办小学，那么小学教师非受中学教育不可。要办中学，就得有大学来培养中学教师。可见平凡教育主义是片面的。

《论新学语之输入》，可以看出王氏对语言的重视。

“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2]……”

言为心声，从言谈看人的性格，语言学特别重要。现代西方哲学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哲学领域极深刻的革命，仅从电脑上说，已收效极大了。哲学的用处，既大又奇。电脑可以说就是一台语言机器，这个机器有它的语言哲学基础。大学问家没有不重视语言的，他们大多是语言大师。王国维无疑是一位语言大师，逻辑严谨，文采洋溢。他后来转向考古，也是从“小学”开始，也即从语言开始研究。语言是为学的基本功。王国维了解中国人的弱点，在语言上就是有辨论而无名学(逻辑学)，有文学而无文法。

这些想法，自然得益于攻读西学。春夏季节，王国维一边在江苏师范讲课，一边继续研究康德哲学，一天拿出两个小时用于研究。叔本华对康德的阐释对王国维很有帮助，29岁重读康德时，以前的障碍已不复存在，他基本上弄通了康德的知识论、伦理学及美学，也就是三大批判的整个体系。

秋天，又开学了，王国维从海宁返回苏州，继续任教。教研之余，把自己几年来在《教育世界》刊发的论文，以及所作诗词50首，编成一本《静安文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售。这是王国维第一本文集。

文集的内容，西方哲学的影响非常显著，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哲学研究感到吃力。所以在教学与研究之暇，常以填词作诗自遣，兴趣渐渐由哲学转入文学。心向奇高而又苦于能力不足，也是他悲剧性格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太悲观了，生活就太沉重太阴暗，总要有一种解决的办法，或升华或发泄，而填词作诗，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他发现自己在哲学上虽不算第一流大才，在文学上却似乎有两下子，这是在诗词方面表现出来的。他觉得，自南宋以后，除一两个人外，诗词上没有人比得上他。虽然五代北宋的大词人，他自愧有所不如，但这些大词人，也有些地方比不上他。人要是知道或觉得自己有能耐，就会高兴起来，所以诗词的填写给了王国维悲怆性格以许多慰藉。长歌当哭，当在痛定之后吗?痛到极点时，却确乎难有诗。所以能在诗中大放悲词，其悲观心情一定还没到极点上，而这时的悲，已被诗词固定下来，摆在悲者(作者)本人面前，作为审美的对象而加以鉴赏了。

请看这年的诗作——

嘲杜鹃

去国千年万事非，

蜀山回首梦依稀。

自家惯作他乡客，

犹自朝朝劝客归。

干卿何事苦依依，

尘世由来爱别离。

岁岁天涯啼血尽，

不知催得几人归[3]。

人有“爱别离”之苦，尘世从来就这样，你杜鹃把血啼尽，又有多大作用?嘲杜鹃，也是作者自嘲。

又《拚飞》一首更直抒闲愁——

拚飞懒逐九秋雕，

孤耿直成八月蜩。(蜩tiáo，蝉)

偶作出游难尽兴，

独寻僧话亦无聊。

欢场只自增萧瑟，

人海何由慰寂寥。

不有言愁诗句在，

闲愁那得暂时消[4]。

“闲愁”一词特有意思。是不是“吃饱撑的”?不然谈什么闲愁?天才的痛苦，却也有“闲”处，没用处。有时候不如一介凡夫，把活干完，饭一吃脚一伸，呼呼大睡，管他山崩地裂、寂寥萧瑟。作诗不如打鼾。杞人忧天干什么呢。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闲愁太多，天才就变成庸人了，自己还不知道，还以为仍然是天才，不过，一个“闲愁”还是有点洒脱气，把“真愁”缓冲一下，稀释一下，也有点自嘲之意。

诗人观蚕，年年月月、代代相承，辛苦一生，周转往复，不知忙个什么，于是乃赋《蚕》诗一首曰：

“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11月，罗振玉因为父亲去世，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监督之职。王国维也辞职回到家中，闲居了半年。想必是一种难得的清福吧?不一定。悲观的人，忙时的难受是紧张，是痛苦，闲时的难受则是无聊、是闲愁。《拚飞》中的闲愁，可能就是闲得无聊带来的，所以这一首可能作于闲居之时。

这时候，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罗振玉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也随同进了北京，住在罗家，这便到了1906年春天。

王国维30岁了，他似乎已将天涯路望尽，他深感疲惫，而又意犹未尽。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着他。

        晚清学部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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