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斯坦因博士我们快要忘掉了,他是哪一年来中国“窃书”的?嗯,1990年。他可是没有忘掉中国,他对咱们中国有感情,对咱们新疆特别有感情。时隔六年,他又来了,又是到新疆和阗。考古呀考古,于是他写了《西域考古记》,学问做出来了,不知这一回又“窃书”没有,博士先生?你7月份来新疆,大漠里的高温可够你受的,真是辛苦了。

斯坦因发现的胡语写卷
我们中国未来的考古学家王国维,现在还无缘去考古,他正忙着学西方呢。但他没有能耐到西方去“窃书”,只好这里买一点,那里借一点,本来钱就比斯坦因少。这么穷搞,学问能做大吗?做得过这位斯坦因吗?
唉。王国维的悲观厌世,这也该是一个来由了。斯坦因呀,真是气杀我也。
你有钱去新疆考古,不要紧,我呆在家里写《原命》。7月份,王国维将《原命》发表于《教育世界》。这就是王国维的命,命该呆在家里做文章。
《原命》讨论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
人的意志是否自由?
王国维将东西方哲学打通来讲,结论是:人的行为是必然的,不是自由的。
那么,责任感又从何而起呢?
照理说,既然我没有自由,我对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不负责任。
王国维自问自答说——
“然则吾人之行为既为必然的,而非自由的,则责任之观念又何自起乎?
“曰:一切行为必有外界及内界之原因。此原因不存于现在,必存于过去;不存于意识,必存于无意识。而此种原因,又必有其原因。而吾人对此等原因,但为其所决定,而不能加以选择。如汗德(康德)所引妄言之例,固半出于教育及社会之影响,而吾人之入如此之社会,受如此之教育,亦有他原因以决定之。而此等原因,往往为吾人所不及觉[1]。”
有原因,就是必然的,有其因处必有其果。不过——
“现在之行为之不适于人生之目的也,一若当时全可以自由者。于是有责任及悔恨之感情起。而此等感情以为心理上一种之势力故,故足为决定后日行为之原因。此责任之感情之实践上之价值也。
“故吾人责任之感情,仅足以影响后此之行为,而不足以推前此之行为之自由也。余以此二论之争,与命之问题相联络,故批评之于此:又使世人知责任之观念,自有实在之价值,不必藉意志自由论为羽翼也[2]。”
责任感、悔恨感对以后的行为有作用,这是当然。但责任感悔恨感因何而起?倘若是有因而起,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则这种情感之发生已是必然的、而非自由的了。比如说:“由于”意志自由,“所以”人对自己行为有责任心、有悔恨感。这种说法把意志自由当成责任和悔恨的原因,在肯定它们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之同时,又否定了它们的自由性质。所以,自由意志论在这一点上也说不通。
王国维则是不从意志自由上立论。他只是说:现在的行为不符合人生目的,就象当时完全可以自由似的,这就是说,现在悔不当初,是以为当初完全可以自由。殊不知当初跟现在一样,毫无自由可言,一切行为皆有其原因,从而全是必然的,就连现在的悔恨也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觉得自己没做对,又以为当时可以自由选择另一种更好的做法。“以为”而已,是一种幻觉。一个念头怎么来的?自己怎能知道?若知道,则可以预言了。但谁能预言自己下一个念头?
又,即使能预言,则下一念头已成定局,这里仍然没有自由。
无论如何,责任感和悔恨感是从自由幻觉来的,并不从真实的自由而来,所以王国维说,责任感是有价值的,但不必借自由意志来说明责任感。王国维在这一点上跟康德、叔本华都不同。王氏悲观得多:一切皆注定,连悔恨也是注定的。
但稍稍一想,这悲观也没什么来由。为什么?因为假如真的知道一切皆注定,那还担心什么,悲观什么呢?人对于他知道无法改变的事不会再悲观。再要悲观,就不可思议了。知道一切乃注定之事,心也就坦然了。这种安之若素的人多得很。同一件事,有这一喜一悲两种相反的心情、心态,这是为什么?心态无来由,无端生烦恼。烦恼本空呵,不去管它了。这便是禅门的法子。这个法子就叫做“无法”。
那悲观实在是“闲愁”。
愁得没头脑。真是得出门看看、散散心了——
出门
出门惘惘知奚适,
白日昭昭未易昏。
但解购书那计读,
且消今日敢论旬。
百年顿尽追怀里,
一夜难为怨别人。
我欲乘龙问羲叔,
两般谁幻又谁真[3]?
出门也不解决问题。
人要是愁起来,真是没法子。在家愁,出门也愁。那就愁吧。不再为这“愁”发愁了。这一个愁没了。
哈哈!
[1]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页。
[2]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5页。
[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安文集》,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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