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将父亲安葬在县北徐步桥,从此就在乡守制,一直呆到第二年(1907)春天。从8月回乡算起,这一段在海宁的时间,共有七、八个月,奔丧、安葬、守制,可谓孝也。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这几个月经历的事情,又是人间一课。
人不出门身不贵,王国维辗转上海、苏州、北京,还去过日本一趟,学问做得也大,这一下回家乡,成了大贵人,于是就有人来请他的大驾了,想让他出兴当县里的学务总董--
“光绪丙午冬月,国维以父忧居里门,有乡先生六七人,跫(qióng,脚步声)然叩门,入曰:‘学部新令,凡府厅州县,各置一劝学所,并置学务总董一人,以总揽一邑之学务。吾子素明于教育,但居乡之日浅,未得奉教,今邑侯令某等举总董,既以吾子应矣,子其毋辞[1]’!”
王国维却不干——
“余应之曰:‘嘻,以今日吾邑教育情形观之,虽欲不辞,其可得乎[2]’!”
回答很干脆,拒辞却有充分理由——
“‘此非徒吾邑之咎也,以全国教育大势如是,故一邑教育之结果势不能不如是也,案劝学所之设,所以劝学龄儿童人人就学,以图教育之普及也,今吾邑学龄儿童之数,尚未有统计,然计其大数,当不下万人。故城镇须有容四五百人之小学十余所,乡僻须有容五六十人之单级小学百所,然后得举人人就学之实[3]’。”
对县里情况很了解,出口便是数据,对教育尤其关心,故其拒绝,实乃不得已,其理由如次——
“‘试问吾邑果有十分之一之设备否乎?吾邑之学校,举城镇中之大者,每校不能容五十人,然亦不过十数校。其中有学校之名而无学校之实者,且过半焉,既无设备,奚以劝人?此其不能不辞者一也[4]’。”
第二条理由是什么呢——
“‘外国道例,小学经费皆系村民负担,由地方官征之,而赋之于学校。今政府尚未定小学经费负担之道,征取之法,而上所谓十数校之经费,皆地自为筹,人自为政,绅主其事而官受其成。其贤者则因以为功,其不肖者且缘以为利。小民负戴之豆麦、屠宰之羊豕,几于无物不税,无地不征,而所教者不过数十市民之子弟,则其谤讟(dú,怨言)实有由矣。且地方绅士岂尽善良,小镇尤甚。凋劣之青衿,折阅之贾竖,窥一时之大势,窃兴学之美名,官以办学之人而稍加敬礼,绅乃藉官之势以肆其恣睢。甚或以办学为词讼之媒,以公校为赌博之地。长官之耳目,既不周于僻壤,小民之嫉怨,且有甚于教堂。若欲广设学校,则必更添经费,今筹款既无定章,劝学必分区域,则搜括之法,既不能异于曩时,而劝学之员,又岂必遂无若辈,吾恐小民未见其利,而先受其害,欲使子弟就学,盖亦难矣!此其不能不辞者二也[5]’。”
第一条是设备(校舍等)问题,第二条是经费和地方官绅问题,都是令人头痛的先决条件。
还有第三个先决条件:教员问题——
“‘夫以设备之如此,经费之如彼,非学部统筹全局定制于内,疆吏斟酌情形奉行于外,而徒执人人而劝之学,斯已左矣。且学务总董之职,例兼县视学,则各校教科之良窳(yǔ,坏,恶劣),教员之当否,亦其专责。夫学校之成绩,视教员之得人。今教育之缺乏,可谓极矣。吾浙一省,尚无完全之师范学校,其高等学堂附属之师范简易科卒业者,学术卤莽,教授拙劣,断不足胜教员之任,况人数亦属无几。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员称职者十不得一二,若欲增设,奚自求之?此又疆吏预备之不早,而无术以补救者也。以如此之学校,如此之教员, 欲以造就国民资格,盖亦难矣。吾家有儿童及学龄矣,宁委诸私塾,而不愿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劝人?此其不能不辞者三也[6]’。”
王国维自己的小孩都是宁送私塾,不进公校,因为公校里老师太差劲了,既然这样,怎么好当起学务总董来,劝别人子弟入公校呢?
但这三条都是客观原因,说是“充分”,也未必充分。说“充分”,乃指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人家听出来的是你左一个不愿意,右一个不愿意,听出来的是弦外之音。自然的,不愿意有他的客观原因,但反过来讲也有道理:正因为这样,才请你出来把总呀,受命于危难之际嘛。所以说,那三条也未必就“充分”。
讲完这三条后,王国维顺带讲了自己主观方面一点点理由,很可能这“顺带一点点”,倒是全篇《纪言》关键之所在——
“故就地方教育情形,非学部统筹全局,立其根本,则虽圣贤豪杰,亦无以善其后,况不才某者乎!且某尚欲研究学问,又将有四方之役,未能以自委诸一邑之公益也,故不敢。既以告于乡先生,遂泚(cǐ,用笔蘸墨)笔而记之[7]。”
主要可能还是自己的原因:想做学问,不想局限于一乡一邑。其实王国维早几年前就谋划过办学校之事,后来也一直十分关注教育问题,不然不至于人家叩门有请,就头头是道讲出几条硬家伙,完全是一个大行家的口气。行家发言,你怎么好驳斥呢?况且王氏最后口气一转,讲到自己的心愿,人家也就明白最主要的原委,不好强求了。
这一篇《纪言》,至今仍极富价值,一可以了解当时教育状况,二可以了解王国维人品学识和志趣,以及才干,三可以以史鉴今。以才干言之,或以为王国维善于为学,不善为官,也无不可。当日罗振玉请他当学监,就因为与同学关系没搞好而免职。当然以这一件事概括一个人,未必正确。而从《纪言》一文来看,即使王国维真的不善为官,他对为官之道却还是深有洞察的,至少可当一个资深幕僚。能以寥寥数语,统览全貌,又层层剖析入微,随时引以数据实事,几招之内,连连击中要害。最后才顺带一枪,点了“命门”,人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王国维总结道——
“夫天下事,未有纲领不张而细目厘然者。上之人苟不总揽大局,妥为预备,而遽以劝学责诸地方,即使学校如林,亦不过如上文所述之各校而已。乌呼,观于一县,而天下之教育可知矣[8]!”
观于一文,而天下之英才可知乎?
无论如何,此文确是杰作,不是英才写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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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2]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3]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4]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6页。
[5]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7页。
[6]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7页。
[7]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8页。
[8]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