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美术可以做鸦片

鸦片战争打了两回，鸦片在中国有禁无已。莫非就没有办法了吗?根本的疗法是什么?思念及此，王国维又写了《去毒篇》。

这篇写于1906年，刊发在《教育世界》并有一个副标题：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

凡事力求洞察其根本，人事多与教育相联想，这是王国维的特点。这两点也可归为一点，因为教育是人事的根本。

所以《去毒篇》值得一读。王氏人生观与特有性格，也在此文中剥露于人。

开篇由疾病谈起，由身体疾病而谈到精神的疾病——

“人之谨疾也，必审夫疾之所由起。起居之不时，饮食之无节，侈于嗜欲，而啬于运动，此数者，致病之大源也。不治其源，而俟其病而谨之，虽旋病旋愈，未为善卫生也。医之治疾也亦然。不告以摄生之道，而唯标之是治，虽百试百效，未为良医也。此不独个人身体上之疾病然也。国民之精神上之疾病，其治之道亦无异于是也[1]。”

孙子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之论。上兵伐谋，上谋是谋于无战，不谋于必战。谋于无战，在于谋得人心。得人心也不在谋，而在和，在利人，在养人。因此，上谋实际上无所谋，上得者不得，所以有最好的谋，有最美的德。唯有德行最好的才有最大的所得。治病也是这样，上医治于未病，不治已病。然而，若已战时、已病时又何如?标本兼治兼攻就可以了。

《去毒》一篇，侧重于治本。那就要先明病因——

“今试问中国之国民，曷为而独为鸦片的国民乎?夫中国之衰弱，极矣!然就国民之资格言之，固无以劣于他国民。谓知识之缺乏欤?则受新教育而罹此癖者，吾见亦伙矣。谓道德之腐败欤？则有此癖者，不尽恶人；而他国民之道德，亦未必大胜于我国也。要之，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于感情上而已[2]。”

观察入微，思虑精审。

“无希望，无慰藉”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到自己。至于把这个归结为“感情”的，却未必妥当，因为感情与知识道德密切相关。知识道德健全者，感情也充沛丰富健康。反之，感情上的毛病，必反映知识道德上的弱点。

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王国维从人的欲望入手继续剖析——

“人之有生，以欲望生也。欲望之将达也，有希望之快乐；不得达，则有失望之苦痛。然欲望之能达者一，而不能达者什佰，故人生之苦痛亦多矣。若胸中偶然无一欲望，则又有空虚之感乘之。此空虚之感，尤人生所难堪。人所以图种种遣日之方法者，无非欲祛此感而已。彼鸦片者，固遣日之一方法，而我国民幸而于数百年前发现之，则鹜而趋之，固不足怪。顾独我国民之笃嗜之也，其故如何[3]？”

空虚无聊，可以看作是一般性失望，抽象的失望。它不是失望于某一事物那种具体的特殊的失望。所以空虚无聊可视为根本的一般痛苦。比任何特殊痛苦更难熬，“尤人生所难堪。”与之相对的，则是莫名其妙的，无具体所指的大喜乐，它不因某一具体事物而生，而是一般性地对整个前途充满希望。如果这种一般性希望建立在对整个宇宙人生的实事求事的全面把握上，这种快乐就是持久的，终极的或近乎终极的快乐，会牢固地沉淀为一个人的乐观“天性。”这乐观天性又受着同样深刻而整体性的“空虚”感的滋养，于是表现为博大、深刻、丰富、有力的慈悲。治本之法，或者在这里?王国维可能不大赞成。

“古人之疾：饮酒、田猎。今人之疾：鸦片、赌博。  西人之疾在酒，中人之疾鸦片。前者阳疾，后者阴疾也。前者，少壮的疾病，后者，老耄的疾病也。前者，强国的疾病，后者，亡国的疾病也。前者，欲望的疾病，后者，空虚的疾病也[4]。”

古今中外，对称论文，醒人眼目。

“然则我国民今日之有此疾病也何故?吾人进而求其原因，则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鸦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之术也。此二者中，后者尤其最要之原因。苟不去此原因，则虽尽焚二十一省之罂粟种，严杜印度南洋之输入品，吾知我国民必求所以代鸦片之物，而其害与鸦片无以异，则固可决也[5]。”

由此可见，王国维对政治的关心，远不如对人性的重视，所以在根本办法的选取上，更重视政治之外的宗教和美术——

“故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性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6]。”

王国维把自己划在何种社会?当然是上等社会。下述看法是他自我慰藉办法的一种表白——

“宗教之说，今世士大夫所斥为迷信者也，自知识上言之，则神之存在，灵魂之不灭，固无人得而证之，然亦不能证其反对之说。何则？以此等问题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故也[7]。”

不把宗教当作迷信；也不是相信；而是不置可否，这类似于康德的态度，但还是有区别。他比康德悲观。康德重视宗教信仰，不只对下流社会而言，更是对上流社会而言。王国维却把宗教只划给下流社会，可见他对宗教，以不信居多，存疑居多。那么苦闷如何排遣呢?主要靠美术。

“吾人之奖励宗教，为下流社会言之。此由其性质及位置上有不得不如是者，何则?国家固不能令人人受高等之教育。即令能之，其如国民之智力不尽适。何若夫上流社会，则其知识既广，其希望亦较多，故宗教之对彼，其势不能如对下流社会之大；而彼等之慰籍，不得不求诸美术。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也，彼等苦痛之感，无以异于下流社会，而空虚之感，则又过之，此等感情上之疾病，固非干燥的科学，与严肃的道德之所能疗也，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8]。”

看来，就学术来讲，王国维并不把它当作安身立命的事业来下功夫，他对学术的爱好，属于“好”的层次，不属“乐”的层次，故有“干燥的科学”之说。科学到底干燥不干燥?或者滋润不滋润?可能也有个“燥者见燥、润者见润”的问题。象爱因斯坦那样，科学是够滋润，够有滋有味的一种“东西”，一种“神物”了。爱因斯坦出名后，有人夸赞他，要学习他，对他说；您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忍受巨大的困难，坚持做学问，真值得我学习。爱因斯坦听后极为惊讶。为什么?他奇怪自己在物理学研究中得到如此大的快乐和幸福，别人居然毫无了解。

“兴趣是知识之母”--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只有身临其境、有切身体验的人才能懂得。爱因斯坦是“乐之者”，他做学问是无须坚强意志的努力的。

大概斯宾诺莎可以领会爱因斯坦的境界，因为斯宾诺莎说过——

“幸福不是德性的报酬，而是德性自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9]。”

Spinoza 1632 - 1677

这是过来人的话。

说得多么好，多么恰切。

爱因斯坦的巨大魅力不正在于他的德性吗?

他这种德性不正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一种不带成见、少偏见、少贪欲、少功利的平常心，干净心，清净心，活泼心，好奇心，进取心吗?

科学已差不多可以慰藉他的心灵、安顿他的灵魂。

至于学问上的巨大成就，只是一个附带结果，因为研究本身就是幸福。

说“差不多”，是因为爱因斯坦还没有完全把科学和德性打成一片，把幸福和工作融为一体。他还有所谓“爱因斯坦悲剧”。

王国维的体会却基本上是另一种。学问不足以慰藉心灵：“知识增时只益疑”，这个“疑”使人悲观。但科学精神不正包含一个“疑”字吗?可见，疑也分很多种，这里不来细分了。但是，科学之疑绝对不是狐疑。狐疑是从贪欲和胆怯出发的，科学之疑应当是无私见、无成见、无功利的，因而必定是大胆的，无所顾忌的、勇猛进取的、充实有力的。那么“疑”有什么可叹息的呢?当然，王国维的疑，若划在狐疑中，那太有失公道。但恐怕也不算很纯正的科学之疑。所以学问不足以使他幸福，他需要另寻消遣之道——

“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则所以慰藉彼者，世固无以过之。何则?吾人对宗教之兴味，存于未来，而对美术之兴味，存于现在。故宗教之慰藉，理想的；而美术之慰藉，现实的也[10]。”

这样，下流社会岂不更有理想，而上流社会岂不更短视了?

“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何则?雕刻图画等，其物既不易得，而好之之误，则留意于物之弊，固所不能免也。若文学者，则求之书籍而已，无不足。其普遍便利，决非美术所能及也[11]。”

难怪王国维主要借文学来消愁。

把文学(美术)定位在这里，显然带有王国维的个性印记。个性不同的另一些文学家，比方泰戈尔，爱文学(美术)就象爱因斯坦热爱科学那样，那就不会同意王国维的说法了。说法之争没多大意思，我们把王氏的见解看作他的个人自白，也就是了。

但王国维本人是慎重其事地把它作为一剂普遍药方的——

“故此后中学校以上，宜大用力于古典一科，虽美术上之天才不能由此养成之，然使有解文学之能力，爱文学之嗜好，则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此言教育者所不可不大注意者也[12]。”

这是以心灵鸦片取代物质鸦片，虽然是以毒攻毒，也不过聊以自慰而已。有什么人，就有什么文学、美术。成天跟着老师叹气，哼些小诗来寻求慰藉，固无不可，因为有愁绪不能憋着，憋着要闹病的，但作为教育者，则悲观主义者还是有些偏，不大合适。悲剧不一定比喜剧深刻。我们听听贝多芬的《欢乐颂》——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若真有来世，我愿为王国维祈祷。

可是，眼下王国维的这一生，我是无望给以祈祷了，因为他在时，我还没出生。现在是1906年，王国维30岁。不愉快的事情多有发生，其中一件就是又来了一位汉学家伯希和，他从法国跑到我国新疆，甘肃考古。做学问有什么不好的呢，犯得着我们“不愉快”吗?这个伯希和，在新疆、甘肃呆了三年，直呆到1908年，据说他也学英国人斯坦因的样，就是“窃书”。人们说，有5000来卷佛经及佛经画被他窃走了。他这样做，欢乐女神会不会欢乐呢?王国维可能就不大高兴。虽然如此，也不敢得罪他，因为王国维也将搞国学，也想借助这位伯希和窃得的宝贝书卷来做国学!王国维呀，以国学来维其王国，真不容易。真不知是谁姓“王”了，是伯希和呢，还是静安先生?不过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