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一切嗜好都是势力之欲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王国维和鲁迅，心灵差异极大，成就大异，而各人的相貌，也很不一样，但他们都热烈喜欢过尼采，爱慕过西学，又沉醉于中国古典之中。沉于古典而又不迷于古典，都采用新学来怀疑之，批判之，其成就，照郭沫若的说法，是同样巨大。不过，鲁迅着重于中国古典的精神批判，着力于国民性研究，是没有教育家之名的真正大教育家。王国维却致力于中国古典的批判性考据，即所谓文字，音韵等小学功夫。如果说，鲁迅搞的是“大学”，那么王国维搞的“小学”就是“大学”的基础，要把“小学”基础打好了，才能步入大学的殿堂。反过来，“大学”也是“小学”的基础，王国维是力倡此论的，不过不是我们这里的意思，但也有相关性，好在王国维自己的“大学”功底不错，在西洋哲学和东方古典两方面都造诣颇深。两人功夫都很扎实，从相貌上看，都表现为高度的沉毅。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1929-    ）

 

沉毅之中，透出悲天悯人的慈悲。但在王国维，这慈悲更侧重在个人的解脱，在鲁迅则重在民族的救亡，救个人而终未成，救民族也终于救了自己。所以鲁迅在学术成就外，又成就了极伟大高尚之人格，成就了其人自身，这是教育家的最大成果：自我教育的成功。如果说身教重于言教，那么鲁迅的成就主要在于他这个人本身，而不在其著作，王国维却有些不同。说他不伟大不高尚，似乎不敬。“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磅礴之气，非伟大高尚者所不能有，然而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为解闷之道具，与鲁迅以之为改造国民性之工具，其差别真是天壤之间，想敬佩之崇仰之，而终不能也。所以，王国维的成就，主要在其著作，而不在其个人本身。

人的性格也表现在他的嗜好上。王国维有些什么嗜好呢?有人说——王国维写了《人间嗜好之研究》，而他自己却什么嗜好也没有——这种说法恐无根据。他起码有抽烟的嗜好。从其文章来看，他论及的嗜好有烟酒，博弈、宫室车马衣服、驰聘、田猎、跳舞、书画古玩、戏剧、文学美术，甚至包括了哲学与科学。这样说来，他自己的嗜好应当是很多的。其少年时《端居》诗曰——

 

端居多暇日，自与尘世疏。

处处得幽赏，时时读异书。

高吟惊户牖，清谈霏琼琚。

有时作儿戏，距跃绕庭除。

角力不耻北，说隐自忘愚。

虽惭云中鹤，终胜辕下驹。

如此复不乐，问君意何如?

 

幽赏、异书、高吟、清谈、儿戏、角力，一下写出6种嗜好，都是端居暇日之中的消遣，排忧解闷之活动，恐怕还有很多嗜好没写出来。嗜好多，兴趣广泛，性格也就丰富活泼，不容易沉郁犯病。王国维天性中有这一面。可惜后来悲观之风日甚，嗜好日减，忧闷难遣，以至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不可收拾。可见，消遣的嗜好，人生之点缀而已，不足以安身立命。所以嗜好值得研究，我们来听听王国维的漫谈吧——

“活动之不能以须臾息者，其唯人心乎[1]。”

前念、现念、后念，念念生灭不停，人心就是这样。“夫人心本以活动为生活者也。心得其活动之地，则感一种之快乐，反是则感一种之苦痛。此种苦痛，非积极的苦痛，而消极的苦痛也。  易言以明之，即空虚的苦痛也[2]。”

叔本华及佛家学说，都在这里。

空虚难熬，有如机器空转，最坏零件。

“空虚的苦痛，比积极的苦痛，尤为人所难堪。何则：积极的苦痛，犹为心之活动之一种，故亦含快乐之原质，而空虚的苦痛，则并此原质而无之故也[3]。”

空虚之时，心似乎不活动了，在那里空转，自己磨损自己，消耗自己，毁掉自己。这很象是天意中在自杀。似乎生命在停顿中，处于无生命的生命状态中，生命的意义掏空了。

“人，与其无生也，不如恶生；与其不活动也，不如恶活动，此生理学及心理学上之二大原理，不可诬也[4]。”

好死不如赖活。恶生就是赖活。

说这是两大科学原理，且不可诬，这话不“老实”。为什么?那昆明湖上，汨罗江中，有忠魂浮沉。本自洁来还洁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那么“无生”也当有另解了，不一定是空虚，也可能是空灵吧。

看王国维怎么谈空虚——

“人欲医此苦痛，于是用种种之方法，在西人，名之曰‘To kill time’，而在我国，则名之曰‘消遣’，其用语之确当，均无以易。一切嗜好，由此起也[5]。”

把嗜好都看作消遣，消遣又都是为了疗治空虚的苦痛，这又是王国维的“一厢情愿”。岂但“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又“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又哪里是单独为诗人设?也为学者、论者而设。这里便有一“境”，名之曰“空虚”，单独为论者王国维设的。换了别人，不一定把消遣看作排解空虚吧。

“然人心之活动亦伙矣 。食色之欲，所以保存个人的及其种姓之生活者，实存于人心之根底，而时时要求其满足。然满足此欲，固非易易也。于是或劳心，或劳力，戚戚▲₁▲₂（月+肙=▲₁，月+肙=▲₂）以求其生活之道。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工作[6]。”

工作是为了谋生。谋生必会痛苦，但是不得不谋。

“工作之为一种积极的苦痛，吾人之所经验也。且人固不能终日从事于工作。岁有闲月，月有闲日，日有闲时，殊如生活之道。不苦者，其工作愈简，其闲暇愈多。此时虽乏积极的苦痛，然以空虚之消极的苦痛代之。故苟足以供其心之活动者，虽无益于生活之事业，亦鹜而趋之。如此者，吾人谓之曰‘嗜好[7]’。”

人要是痛苦，则动也痛苦，静也痛苦，工作嫌累，闲着无聊。

范仲淹则是另一番境界：“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然而范君也有他的忧心，而且是，“进亦忧，退亦忧”--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8]。”

忧字当头，进也忧，退也忧，没乐的时候了? 不然--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9]！”

然而古代的仁者，有个叫孔子的，有句话说“仁者不忧”。范君之忧，与孔氏之无忧，含义同不同？或许可以说，仁者无忧，才可以忧天下。这个忧天下，不是为忧而忧，为天下之乐而忧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就是仁者的大乐了。要以这种大乐施予天下、使天下同此快乐，所忧心的就是这件事。这是仁者乐天下，不以一己之乐为满足。可见，乐似乎也有高下之分。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乐同于凡俗，排在后面；仁者无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乐是圣贤仁者本具的真乐，排在前面。这个真乐没有“后天下”的可能，需要自己先乐，然后带动众人同乐，以乐化人，以乐感人。

嗜好也分高下，但求快乐是一样的——

“虽嗜好之高尚卑劣，万有不齐，然其所以慰藉空虚之苦痛，而与人心以活动者，其揆一也[10]。”

心千万不要停下来。停下来，心便死了，心死犹人灭。比如尼采，身在悲中而不知悲，这是超人最惨烈的死。

尼采该来点嗜好才行，绷紧的弦放松放松。超人老是不甘平庸：“伟大抱负者的类型，就是拿破仑!就是凯撒!就是亚历山大！”他看不见伟大人物平庸的一面，这就是尼采的平庸之处：他一点也放不下，所以他就终于什么也提不起了。不过他到底有了一个超绝之死。也许超人就该这样死去。超绝之至，平庸之极。

但他在疯狂症大爆发前的超常紧张的工作中，觉得“非常的轻松”。他慷慨激昂地说道--

“慷慨激昂与伟大无涉……当生命要我付出最艰苦的努力时，我反而觉得轻松，甚至非常的轻松，凡是在今年秋天的70天中见过我无间歇地完成了头等纯粹的、空前绝后的业绩的人，都不可能发现我有紧张的痕迹，而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这是出于我对千秋万代的责任心呵，我从来没有吃得这样香，睡得这样甜过——同伟大的使命打交道，除了用游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这是基本前提，伟大的征象[11]。”

谈得多么慷慨激昂，大崩溃的前兆，回光返照的轻松，因为他实在太累了，太需要休息了，所以竟然在空前紧张中反而觉得轻松。但轻松的假象没维持多久，很快便以发疯而结束。

   尼采

 

紧接下来的这种话也会是轻松的吗--

“最轻微的局促，抑郁的面容，生硬难听的嗓音，所有这些对人都有妨碍，更不利于他的事业!……不要神经质……苦于孤独，这也是有害的--我总是苦于‘繁杂’……还在小的时候，7岁，我就已经知道，人类的话送不进我的耳朵，谁见过我为此闷闷不乐过吗[12]？”

对最轻微的局促，抑郁的面容都无法容忍了，紧张之极。所以竭力要对自己表现出最大的轻松；不让一点抑郁面容出现。对自己说：“我好快活!”可见其抑郁之深。对自己说：“不要神经质”，就如一位醉者老说“我没醉。”又对自己说；“苦于孤独，这也是有害的”，所以要做出不孤独的样子来给自己看，也给别人看，总之，他不是超人，所以才去做超人。一做，便不自然，一做，便吃力，便费劲。超人是他最大的理想，也是他的宿命和最大负担，使他成就大业的是“超人”，使他全部价值丧失殆尽的也是“超人”。于是最爱战争和反抗的超人，居然拿出了他最痛恨的“颓废”道德公式--

“我衡量伟大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你们不要想变更什么，将来不要，过去不要，永远也不要。不要单纯忍受必然，更不要逃避，而是爱它--因为在必然之前，一切理想主义都是谎言[13]……”

这的确是一种疯狂的逻辑。

重估一切价值的结果完全失败了。他捡起了敌手扔下的破烂。他并不理解什么是必然，什么是理想，以及二者有何关系，他重复着敌手们“顺从”或“热爱命运”的陈词滥调，却未理解其中的真义。他不知道，当热爱命运时，必然已经消失，命运已不存在，反抗已无对手。

尼采太充实了，生命力太充盈了，有如一幅涂满色彩的油画。使人想起：还不如时时有点空虚为好。转而一想；非也。正因为他太空虚了，所以才拼命逃避，用无穷无尽的不停息的工作来充实它。生怕一停下来，空虚就会要了他的命，而他是最要命的(肯定生命)。所以他连消遣的嗜好都不满足，一定要以紧张连续的工作酷刑来逼迫自己，工作便是他的嗜好、他的消遣，他逃避孤独、空虚的最佳方式。

这种心态，跟王国维相反。

王国维不怕谈空虚--

“嗜好之为物，本所以医空虚的苦痛者，故皆与生活无直接之关系。然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之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而务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此势力之欲，即谓之生活欲之苗裔，无不可也，人之一生，唯由此二欲以策其知力及体力，而使之活动。其直接为生活故而活动的，谓之曰‘工作’。或其势力有余，而唯为活动故而活动时，谓之曰‘嗜好’。故嗜好之为物，虽非表直接之势力，亦必为势力之小影，或足以遂其势力之欲者，始足以动人心，而医其空虚的苦痛。不然，欲其嗜之也难矣[14]。”

这样说来，有空虚的空闲，倒是因为生命力在谋生之外，尚有余力罗?空虚反倒是因为生命力之充盈了。那么，尼采的生命力充盈，反倒是其空虚的表征了：虚病，表现为实症。

不过这里有一个区别：尼采并不是在谋生的工作之中显示出生命力充盈。他是在自己的理论创造活动中显示他的充盈。说来这应当是一种享受一种幸福。尼采也这么认为。但这同时也是他的枷锁，他不得不如此，这是他的嗜好。他不能让空虚袭来，。这恰好证明，嗜好是用来化解空虚或填充空虚的：只是尼采不承认这一点。王国维却承认。

那就来看看各种嗜好、及其与生活及势力之欲的关系吧--

“嗜好中，烟酒二者，其令人心体息之方面多，而活动之方面少。易言以明之，此二者之效，宁在医积极的苦痛，而不在医消极的苦痛。又此二者，于心理上之结果外，兼有生理上之结果，而吾人对此二者之经验亦甚少，故不具论[15]。”

写此文时，王国维可能是不大嗜烟酒的。

晚年时，有人见他嗜烟很厉害。

“今先论博弈。夫人生者，竞争之生活也。苟吾人竞争之势力无所施于实际，或实际上既竞争而胜矣，则其剩余之势力，仍不能不求发泄之地。博弈之事，正于抽象上表出竞争之世界，而使吾人于此满足其势力之欲者也。且博弈以但表普遍的抽象的竞争，而不表所竞争者之为某物(故为金钱而赌博者，不在此例)，故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极端之利己主义[16]。”

谈烟酒，王国维没什么话说，因为经验甚少。那么依此推断，他对于赌博（博）与下棋(弈)，应当是经验丰富，且颇有研究的。

“至实际之人生中，人类之竞争虽无异于博弈，然能如是之磊磊落落者鲜矣。且博与弈之性质，亦自有辨。此二者，虽皆世界竞争之小影，而博又为运命之小影。人以执著于生活故，故其知力常明于无望之福，而暗于无望之祸，而于赌博之中，此无望之福，时时有可能性在。以博之胜负，人力与运命二者决之，而弈之胜负则全由人力决之故也。又但就人力言，则博者，悟性上之竞争，而弈者，理性上之竞争也。长于悟性者，其嗜博也甚于弈；长于理性者，其嗜弈也愈于博。嗜博者之性格，机警也，脆弱也，依赖也；嗜弈者之性格，谨慎也，坚忍也，独立也[17]。”

果然谈得有趣。

博与弈，王国维更喜哪一个呢?

难以推断。也许可以这么说：博，更体现人生全面性质，根本性质，而弈，仅人生一面而已。王国维深切体察人力与命运的冲突，所以深谙“博”道，必定无疑。而他又特别希望以人力决定一切，或者，在人力与命运的抗争深感疲劳时，当更喜“弈”，以慰藉实际生活的失望。这样，从性格上讲，其底色更多地是博者性格：机警、脆弱、依赖，合而言之，是深层的悲怆。但其表色恐怕就更多地是弈者性格:谨慎、坚忍、独立，合而言之，是执著的奋斗。从年龄上讲，年轻时可能更爱弈，老来可能更喜博，但也可能恰好相反，因为所爱者可以是自己缺乏的东西。

还有一些嗜好呢?

“若夫宫室车马衣服之嗜好，其适用之部分属于生活之欲，而其装饰之部分则属于势力之欲。驰骋田猎跳舞之嗜好，亦此势力之欲之所发表也，常人之对书画古物也亦然。彼之爱书籍，非必爱其所含之真理也；爱书画古玩，非必爱其形式之优美古雅也，以多相炫，以精相炫，以物之稀而难得也相炫。读书者亦然，以博相炫。一言以蔽之，炫其势力之胜于他人而已矣[18]。”

有味道。拿人生嗜好来一一细评精议，这也是一种嗜好。国维也靠这个消遣消遣。

戏剧的嗜好也谈得津津有味--

“常人对戏剧之嗜好，亦由势力之欲出。先以喜剧(即滑稽剧)言之。夫能笑人者，必其势力强于被笑者也。故笑者，实吾人一种势力之发表。然人于实际之生活中，虽遇可笑之事，然非其人为我所素狎者，或其位置远在吾人之下者，则不敢笑，独于滑稽剧中，以其非事实故，不独使人能笑，而且使人敢笑。此即对喜剧之快乐之所存也[19]。”

逞强的人，内心虽弱，也常取笑别人，所以势力弱于人的，反而笑话强者，这也是一种喜剧吗？或者一种滑稽剧呢? 另外，也有人误认为自己强于别人，而取笑别人，这二者有时还难以分清，所以笑人者，其势力不一定强于被笑者。往深层看，那么真正的强者，恐怕不轻易笑人的，或者根本不笑人的。有句对子在寺庙里贴着：“大肚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天下可笑之人。”这是强者的表现。可是有人却批评说：“你觉得世上还有难容之事，你去包容，去容纳，去容忍，这已经就不够包容了。这是度量不够。下联呢，你觉得天下有人可笑，这也不大好，也是不能容，是排斥人。这幅对联不象是佛家人士写的，缺乏慈悲心肠。”这个标准就很高了，需要很强的力量才能做到。最强者不笑，次强者笑，甚至弱者也笑强者——情况比较复杂。比如“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这话很实在的。最不知“道”的所谓下士，反而笑话知“道”的道士、上士，这种事情多得很。还有呢，就是隔行如隔山啦，孤陋寡闻入乡不随俗啦之类，都可能随便笑话别人。这里似乎没什么高下、强弱之分。

再听王国维说——

“悲剧亦然，霍雷士（Horace？贺拉斯？）曰：‘人生者，自观之者言之则为一喜剧，自感之者言之则又为一悲剧也[20]’。”

那么，喜剧就只是以他人痛苦为自己快乐了，幸灾乐祸，看别人的“好戏”，其实也可以自我取笑，自我调侃。

“自吾人思之，则人生之运命，固无以异于悲剧，然人当演此悲剧时，亦俯首杜口，或故示整暇，汶汶(mén　，污浊，胡涂)而过耳。欲如悲剧中之主人公，且演且歌，以诉其胸中之苦痛者，谁又听之，而谁怜之乎[21]？”

这倒不一定。生活中的悲剧，也可以喊叫。苦呵痛呵惨呵，喊的人不少。我家在湖南最多见有些妇女悲伤之时，其喊叫颇有韵律，且唱且叹，呼天抢地，听之者与怜之者，也不在少数。关键看她是否真情，或者“游词”。

“夫悲剧中之人物之无势力之可言，固不待论，然敢鸣其苦痛者，与不敢鸣其痛苦者之间，其势力之大小，必有辨矣。夫人生中固无独语之事，而戏曲则以许独语故，故人生中久抑之势力，独于其中筐顷而箧倒之，故虽不解美术上之趣味者，亦于此中得一种势力之快乐，普通之人之对戏曲之嗜好，亦非此不足以解释之也[22]。”

王国维在生活中，想必从不独语，也没留意别人的独语。又，他把不独语与压抑联系在一起，由此可推知：他之不独语，也是一种压抑。

“若夫最高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希尔列尔(谢林)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的势力，无可疑也，且吾人内界之思想感情，平时不能语诸人，或不能以庄语表之者，于文学中，以无人与我一定之关系故，故得倾倒而出之。易言以明之，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  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23]。”

所以前文讲王国维更侧重于个人解脱，只是与鲁迅对比而言，王国维的文学，其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在于他能于个人悲思中，透出人类全体的大悲思，故能引起别人相当的共鸣。这一点，尤以《人间词话》最为突出。

“故自文学言之，创作与赏鉴之二方面，亦皆以此势力之欲为之根底也[24]。”

饥肠辘辘，没法欣赏文学艺术。所以鉴赏也依赖剩余势力。不过这方面弹性很大，是否一定要吃饱，很难说。患难出诗人。患难之一，也在物质生活之艰辛。有以文学艺术为生命者，反以谋生为工具而已；也有视生命为幻相者，则其谋生，更不足道了。“剩余势力”之说，颇觉含糊。分工发达后，多有以文艺为职业的，“剩余势力”也难以说明他们。

“文学既然，他美术何独不然。岂独美术而已，哲学与科学亦然。柏庚(培根)有言曰：‘知识即势力也’，则一切知识之欲虽谓之即势力之欲，亦无不可。彼等以其势力卓越于常人故，故不满足于现在之势力，而欲得永远之势力。虽其所用以得势力之手段不同，然其目的固无以异。夫然，始足以活动人心而医其空虚的苦痛。以人心之根底，实为一生活之欲，若势力之欲。故苟不足以遂其生活或势力者，决不能使之活动。以是观之，则一切嗜好，虽有高卑优劣之差，固无非势力之欲之所为也[25]。”

把一切知识都囊括到嗜好中来了。一切神圣伟大的东西，都在于吃饱喝足或谋生之余，还有剩余力量，无法排遣，为免落空虚故，才游戏为之。这样，本来非常神圣伟大的东西，反而显得渺小了。为知识殉道、为真善美殉道者，孟夫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来所谓“舍命求法”，或王国维所盛赞的尼采“爱以血书者”，就无法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