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红白喜事齐办，中外学问同修

王国维，现在要把他的天才更多地释放在文学领域了。1908年，他32岁。

头年11月，他发表了《人间词乙稿》，还是刊发在《教育世界》上。

大约两个月后，人间又起哀乐，王国维的继母叶孺人病亡了。

叶孺人是在家中病故的，时在1908年1月23日。

王国维闻讯，立即从北京启程，回家奔丧。在路上颠簸了十来天，2月3日方才抵家，照农历算是正月初二。过大年奔丧，在途中过年，人间欢乐何处有呢?真是——

蝶恋花

人语西风，

瘦马嘶残月。

一曲阳关浑未彻，

车声渐共歌声咽。

换尽天涯芳草色，

陌上深深，

依旧年时辙。

自是浮生无可说，

人间第一耽离别[1]。

何况此番离别，又是永诀。

去的去，来的来，办完丧事，又办喜事，自己的继母刚去世，众人又为他张罗续弦之事，也就是为自己的孩子找个继母。自己的继母刚走，孩子的继母又来了，一幕才谢，一幕又开，人间戏剧，是喜是悲?王国维此时正大力研究戏曲，不知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一幕人间活剧，有何感慨?

继室是潘氏，为同邑潘祖彝的女儿。也是前妻莫氏的侄女，叫潘丽正，出身于读书人家。王国维一心钻在学问里面，离了女子，是支撑不了家的，继母一去，三子王贞明年幼，亲戚们很为王国维担忧，于是极力劝他续弦。王国维下不了决心，这时潘氏的母亲莫太夫人出面，比别人劝得还卖力，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懒人”有清福。疏懒于家事，自然就有人出来为之张罗，静安先生还是有福的。

3月1日，跟潘夫人成了亲，这离抵家不到一个月。

4月份，带着家眷上北京，在宣武站内新帘子胡同租了房子，安顿下来。他自己则继续在学部任职。

现在要下功夫多弄文学。7月里，他编了一本《唐五代二十家词辑》全书二十卷，是根据《花间》集，《尊前》集，及《历代诗馀》、《全唐诗》等编辑而成，在每家后面都附上跋语，说明其根据。9月份，又辑成《曲录》初稿二卷，开始整理宋元以来戏曲。在此之前，也就是8月份，他已着手《词录》一书，自称是“夏日苦热，消遣而作，不得认为著述也。”这都是他攻文学的基本功。

王国维的逻辑思维力非常厉害，其论文言简意赅，往往在寥寥数语间便击中要害，即便他大为叹服的西方哲学大师，他也能一出手就掐住其“命门穴”，点出他们的主要破绽。虽然如此，他仍然苦于自己成不了哲学家，自叹才弱，智力不够，所以一向对逻辑学十分重视。10月份，他出了一部逻辑学译著，名叫《辨学》，是英国人随文写的。其实，他31岁时还译了一本《心理学概论》，该书本是丹麦人海甫定所写，但王国维是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王译本于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国维因此被誉为中国心理学之父。

中国人盯住外国人的学问，外国人却盯住了中国人的学问，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华已三年，在新疆、甘肃考古，考得差不多了，在千佛洞搜罗了数千卷古典，是六朝人和隋唐人写的本子，还有古梵文，波斯文，回鹘文的典籍，要回去了，途经北京时，才引起中国清王朝的注意，因为伯希和先生跟中国人商讨起保存敦煌残书的对策来了。唉，国力衰弱，无暇他顾，祖业无继，新业难开，还不如一位外国学者关心我们的老祖宗呵。眼看着伯希和盗走国宝，大摇大摆走过我国京都，在我们圣上的眼皮底下，稍事休息，并与人为善地提醒我们注意保存国故--对这一切，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梵文纹身

波斯文

有口难言。

王国维如何论证他的“学术独立说”呢？

无话可说。

马弱被人骑，人弱被人欺。中国弱到头了，11月，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驾崩，继位的宣统溥仪皇帝，更加没用，何况他此时年仅三岁!只好由他的父亲来做摄政王，代理朝政了。溥仪的父亲叫载沣。1908年就这样结束了。

王国维继续他的文学研究，著述颇丰。潘夫人也有了“喜”，1909年7月份便生下大女儿，取名叫明珠。

8月23日，罗振玉的姻亲刘鹗在新疆戍所逝世。刘鹗本来是因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买仓粮济饥民一事，被清廷逮捕，流戍新疆。但他喜欢玩古董，就四处搜罗整理，加以印行，诸如《铁云藏龟》，《铁云藏印》，《铁云藏陶》，《铁云封泥》等等，其中许多原是福山王懿荣的旧物。义和团运动时，王懿荣死了，身后颇为萧条，家人就把他平日全部收藏卖给了刘鹗，刘鹗便把它们拓印出来，正式出版。此举对近代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其中甲骨文字部分，引发了近代甲骨学。所以近世甲骨出土，最先收藏者为王懿荣，首先拓印出版者则是刘鹗，而最先考释文字者则是孙诒让。此三人为开路先锋，乃至今日，我中华甲骨学蔚为大观，必首先称道此三位先人。但刘鹗还藏有一部分龟甲文字，死前来不及出版，其中一部分就归罗振玉所有，拓印为《铁云藏龟之余》，其余各部分，也分别各有得主，得以刊行。罗振玉得到那些宝贝，也就影响到了王国维。刘鹗1857～1909

刘鹗1857～1909

另一件影响王国维的事，发生在9月间，还是那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教授，此时寄来了敦煌古本，罗振玉把它们编辑成册，名之曰《敦煌石室遗书》，而校理工作，王国维干得最多。

王国维又发函，托兰州的慕少堂帮忙，把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碑拓印了数十份，以作考证。

本来，在1908年，伯希和途经北京，住在苏州胡同时，就把大部分敦煌古本运到法国，剩下一些没运走的，装在箱子里。这时伯希和经友人介绍，知道了罗振玉擅长考古，就想见识见识。于是在1909年中秋节早晨，罗振玉邀了王国维等人，一同驱车前往伯希和住处。罗王等人看到唐人写本及石刻等物，叹为国宝，爱不释手。罗振玉发话：“这是中国的东西，务请伯希和先生能将整理出的代为拍照，寄一份到北京来，怎么样?”伯希和当即答应，随后就陆续寄来照片。而当时没运去法国的那些，罗振玉等人马上动手拍照整理，刊印出版。

谈话中，伯希和告诉罗王等人，石窟中还有卷轴好几千卷，罗振玉得知后，便请学部派人赴敦煌搜集装运，放在北京贮存起来，以备研究，免得再落入外人之手。

这次会晤，双方还谈及共同研究敦煌古本等问题，王国维的才学，开始被我国学者所认识。此时王国维正着力研究中国戏曲，当听到伯希和提及箱子里还装有明朝汪廷讷的《环翠堂十五种曲》时，非常高兴。可惜这些宝贝已装好箱，伯希和“不便”打开，王国维也“不便”强求，只好深表惋惜。

不久，日本人藤田丰八又寄来一份英国的地学杂志，上面登载着斯坦因游历中亚细亚的演说，详述他在敦煌搜书以及考定西域水道图的过程。这时候罗振玉正在校印伯希和邮寄来的敦煌写本照片，编入《敦煌石室遗书》，于是就让王国维把斯坦因的演说译出来，名曰《中亚细亚探险记》，刊入石室遗书的附录《流沙访古记》中。

在此期间，王国维在文学方面继续用功，先后写了《宋大曲考》、《曲调源流表》、《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考》等。正式的工作仍然在学部，与吴县的蒋斧(伯斧)、常熟的孙雄关系很好。孙雄是京师大学堂的分科监督，跟罗振玉一样。孙、蒋、王三人常去罗家谈文说艺，比较谈得来，但王国维话却不多。当孙雄与罗振玉、蒋斧辩论时，王国维并不插言，只是“微笑而已”。

与王国维往返论学的，还有贵池的刘世珩，仁和的吴昌绶，这两个人都喜好搜集古书。另外，罗振玉又给王国维介绍了两位朋友：胶州的柯凤荪(劭忞[2])学士，江阴的缪艺风(荃孙)京卿。柯学士是治元史的，又善写诗，缪艺风则精通目录学，当时正在京师图书馆担任总监。这些交游，还是比较遂心的。可惜时不时总有不幸发生。1910年2月，潘夫人生下的长女明珠死了，死时仅仅7个来月。两个长女的命都不长。前妻莫氏的长女，只活了两个来月，就永别了爹娘。

人间过客，走得也太快了点。王国维的心里不会好受。此情此景，是很容易勾起对莫夫人的怀念的——

浣溪沙

漫作年时别泪看，

西窗蜡炬尚汍滥，(汍，wán。汍滥，泪流不止)

不堪重梦十年间。

斗柄又垂天直北，

官书坐会岁将阑，

更无人解忆长安。

跟莫夫人，也就是十来年的情分。

8月间，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湖南）、狞野直喜(子温)、小川涿治（涿,zhuō）、滨田耕作、富冈谦藏等人，听说被斯坦因、伯希和洗劫之后的残余敦煌遗书已经运到北京，存在学部，就奉命前来调查。那时候，罗振玉在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当监督，藤田丰八博士也在罗振玉手下当教师，均极力给日本学者的遗书调查工作提供方便。当时王国维也在农科大学兼任职员，对日本学者照顾也不少。据当时在日本京都大学讲授元代杂剧的狞野直喜回忆，当他发现王国维也在研究元代戏曲，跟他的兴趣相同，就利用旅居北京之便，常跟王国维见面，听取王对元代杂剧研究的心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还有一件引为笑谈的事，因为那时大阪的《朝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引起世人注目，小川博士见了中国朋友，完全是讨论南极北极的问题，狞野直喜则专门跟王国维讨论中国戏曲中的南曲北曲，慢慢地，大家就把南极北极与南曲北曲加以对比，作为笑话。相互研究的气氛，颇为融洽。

王国维嗜书如命，那是有名的。这一年他闹眼病，但仍然将一本《录鬼符》校对出来，作为病中消遣。看书的人得眼病，无法看书，实在“无聊”--王国维最怕的就是这个。

但是，这一年的成就，还有一件创举，那就是把美国人禄尔克的《教育心理学》日译本转译成中文。教育心理学在西方本来也是20世纪初才兴盛起来的，王氏此译，在中国学界又夺了一回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