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过三。凑足三记,岂不美哉?
于是隅田君来了。
隅田君,隅田吉卫,跟川口、久野一样,也是好古之士,也住在备后三原城,是山海环抱、松竹丛生之妙处。此三君子,本是好友,现在既然有两位哥们请王先生作了记,隅田君就开始琢磨,“我该请他作个什么记才是”,这样就有了第三,《二田画庼记》。
庼,qǐng,就是小厅堂。
画庼,是小画厅。
隅田君布置了一个小画厅,以二田为名。所谓二田,一是沈石田,一是恽南田,这两个人的画,可能厅中比较多吧。这个厅就叫做二田画庼。隅田君(巧呵,也有一个“田”字),给王国维寄了一信,说:“先生既然给两位仁兄写了记,也请给我也来一篇。”王国维欣然答曰:“好哇!”这样就有了《二田画庼记》。
记曰——
“夫绘画之可贵者,非以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之中。故自其外而观之,则山水云树竹石花草,无往而非物也;自其内而观之,则子久[1]也,仲圭也,元镇[2]也,叔明[3]也,吾见之于墙而闻謦欬矣[4]。”
物我为一,物以人贵。謦欬,qǐng kài,就是咳嗽,就是谈笑。
“且子久不能为仲圭,仲圭不能为元镇,元镇叔明不能为子久仲圭,则以子久之我非仲圭之我,而仲圭元镇叔明三人者,亦各有其我故也[5]。”
很象《人间词话》。诗画相通。诗情画意,一点就通,国维心有灵犀,元代四家随意点评。
“画之高下,视其我之高下。一人之画之高下,又视其一时之我之高下。隅田君之于画,其知此也。夫二田之画,至不相类也:石田之苍古,南田之秀润,皆其所谓‘我’而不能相为者也。石田之画,荟蔚沉厚,得气之夏;其所写者,虽小草拳石,而有土厚水深之势。南田之画,融和骀荡,得气之春;其所写者,虽枯木断流,而皆有苏生旁出之意。此其不能相为者也。其于书也亦然。石田之书,瘦硬如黄山谷,南田之书,秀媚如褚登善;而二田之书,又非登善,山谷之书也,彼各有所谓我者在也[6]。”
由画而又论及书法,皆能见人之“我”。
那么,这各人之我,为何不同——
“不然,如石田者,生全盛之世,康宁好德,俯仰无怍,以老寿终,宜其和平简易,无奇伟之观。南田幼遭国变,至为僮仆,为浮屠,虽返初服,而枯搞以终;上有雍端之亲,下有敬通之妇,宜其忧伤憔悴,无乐生之意。而其发于书画者如此。岂非所谓真我者得之于天,不以境遇易欤[7]?”
南田几乎就是王国维了,忧伤憔悴,无乐生之意,而其作品,却有春天气象。
然而南田究竟是南田。不过,正如“观爱竹者之胸,可以知画竹者之胸,知画竹者之胸,则爱竹者之胸亦可知也”,《此君轩记》的这句箴言,也可以翻成“知书画者之胸,则爱书画者之胸可知也………”,爱而评之者之胸,也就可以知道了--由《二田画庼记》,也可以知道王国维之心了。时势经历,对人影响至大,而真我得之于天,不以境遇而改变,王国维的自我评断,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天性忧郁,又逢末世,自流于遗老之途,虽遇春风,也只是枯木逢春,发几点小芽,终至于枯槁以终,其不乐生也如是。而他旁边,无论平原高山,都有林莽舞风而起。同在末世,一为末世颂,一为末世叹,差别就象天地那样,真是“真我不以境易者”了。
以上三篇,人称“壬子三记”,因为写在1912年,壬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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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公望(1269-1354),本姓陆,名坚,江苏常熟人,后过继给浙江永嘉黄氏为义子,他父亲九十得到他,说:“黄公,望子久矣。”因而得名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元代中后期,黄公望与王蒙、元镇、倪瓒四人,并称为山水画“元四 家。”
[2] 倪瓒(1301-1374,或1306-1374),江苏无锡人,元画家,原名珽,后改瓒,字符镇,号云林,字幻霞子、荆蛮民等。
[3] 王蒙(1308-1385),湖州人,元代画家,元四家之一,字叔明,号黄鹤山樵,一号香光居士。
[4]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集林》第23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2页。
[5]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集林》第23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2页。
[6]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集林》第23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2页。
[7]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集林》第23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