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 历史考证的不易之道：二重证据法

尽管十分关注时局，在通信中每每与罗振玉评说天下大势 ，但学问还是头等大事。现在学问做得是如鱼得水，不但妙文迭出，最重要的是--他独创的二重证据法，至此已初具端倪。他在《毛公鼎考释》写完后，做了一篇《序》，首次明确提出了历史考证的二重证据法。

用什么办法考证金石文字呢?王国维说，那得考证史事和制度文物，以了解时代的情况；又要考证古音，以弄通字义的假借；还要参考彝器，以验证文字的变化。

金石文字得这么考，甲骨文也得这么考。古史研究的方法出来了，现在一直为史界所遵奉，称为“不易之法”。

这个方法看上去好象没什么希奇。很简单呀--无非是把古书和地下挖出的古文物相对照罢了。跟审案子一样，一要人证，一要物证。地下文物算是“物证”，古书上的东西算是“人证”，大致这么比附一下，也可以。审案子就这么简单。简单是简单，却是不易之法，随便扔不得。试想如果只翻古书，那历史学该怎么做下去呢?无非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法官来讲，就是从口供到口供，那怎么可以。但是反过来你说只要物证，那也不行。因为物证也只是一面，而且可能有零碎不全的毛病，有年久变坏的毛病，有“死人不说话”的毛病，甚至有伪造的可能，等等。所以两个方面要结合。

平常的道理却至关重要，平常的道理也并非人人都信。萧艾先生说，与王国维同时代的学人中，比如康有为、章太炎等，就对二重证据法不以为然，他们不相信(或一度不相信)地下出土的甲骨文。不相信，也有他的一点道理，因为你拿着一片甲骨，这片甲骨自己不会说话，你非说要“信甲骨”，当然说不过去。八个人拿着一片甲骨，可以有八种说法。信谁的?但如果你因此就说“老子不信这个”，那未免也过份了点。所以王国维强调把书上的记载和地下的文物相互对应，加以比较分析，方能立论。而即使这样慎重小心，仍然免不了出错。二重证据法并不担保不出错。实际上，人们认为，王国维也有很多考错了。这不是说二重证据法不对。因为要是不搞二重证据，只搞一重证据，那就更容易出错。而有了二重证据法，则可以“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这种境界，乾嘉学派就没有达到。

当然罗，也可能说乾嘉学派运气不好，没碰上王国维时代从地下翻出么多古董。王国维本人就是这么说的。这也不全是谦虚，时代是垂青王国维。但为什么同处现代，却要由王国维、而不是由别人来提出二重证据法，并且坚持身体力行，做出最杰出贡献，这就要讲到个人的努力了。所以王国维还是比较谦虚的。他继承乾嘉学派的求实精神，把这个“实”求到地下去了。真个是脚踏实地了。

当然了，所谓“地下”，也含泛指，也含转义，比如有些考古发现，不一定在地下，可能在洞中，比如石窟之类。敦煌石窟就是这样。正如“海关”一词，用着用着就用宽了，也可以指陆界边关了。

今天做史学考证的，条件比王国维好得多了。单说考古发现，就已大大超过王国维时代的发现。仅1996年，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就有20多项，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纪年简牍，这一项就发掘出简牍数十万片[1]，超过了以往发现的全部简牍的总和（以前总数在9万左右）。   

这一发现惊动了世界。

另外几件惊动全球的大发现有：

70年代陕西发现秦代兵马俑坑，80年代发现秦代铜马坑，这些是与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大奇迹，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扩大了100倍；

1977-1978年在河北、河南和甘肃等地发掘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时代距今约有7000-8000年，补足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这是为仰韶文化找到了“老家”；

60年代陕西蓝田县和云南元谋县发现60万年前和17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填补了我国早期人类化石研究上的缺环。

等等。至于王国维时代已发现的敦煌遗书，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研究课题，英法日俄的探险队考察队频频来华，连劫带“买”，把敦煌学变成了世界性学问。据1997年最新报道，将近一个世纪了，英藏、法藏敦煌遗书还没有完成编目、著录工作。俄藏敦煌遗书已全部拍摄完毕，正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共谋分集出版，其件数达两万左右。法藏的目前估计在7000件左右；英藏的截止到1991年，已编 到13677号，究竟还有多少，不清楚，不过中英合作出版 的《英藏敦煌文献》已出版到第14卷，总共想出15卷，只差一卷没出。日本有多少?流行的说法是：大概1000卷(件?)吧。国内收藏有多少件呢?也是一个概数：16000或17000件吧。

所以目前估计，世界各国收藏的敦煌遗书，大约是5万件。

现在要做史学，自然比王国维方便 多了。

这是指资料方面，特别指文物的发掘。

今天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各种技术和学说的发展。从技术上讲，象航空摄影、水下考古、放射性碳素断代法、古地磁断代法、热释光断代法、铀系法断代法等等，被广泛采用。又如利用激光来保护文物，等等。

从学说上看，60年代逐渐兴起了新考古学派，大大推进了考古研究的方法。这一学派从环境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社会考古学到经济考古学、民族考古学等等，广泛拓展研究领域，其方法也有新招，比如人口分析法、遗址内区域分析法、普遍生态学原理等，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王国维要是活到今天，该很高兴吧?

不过，即便有今天 这么多进步，由他提出并推行的二重证据法，仍然是纲领性的指导方法。

如果说王国维本人的考古成就，可以一分为二的话，那么一半成就是他的具体考古发现或研究，另一半成就则是他的二重证据法。看来，二重证据法影响更广泛更长久些，其价值更普遍更耐久些。或者说，后者是钓鱼术，前者是钓着了的鱼。哪一样更珍贵?看法可以不同。但一般认为，钓鱼术更珍贵些。

就是用这种钓鱼术，他钓了一条大鱼，名曰《〈史籀篇〉疏证》，40来页一本小书，把苍颉造字的数千年传说给否定了，把“史籀即大篆”的说法也给否定了。苍教苍学的主张者哈同夫人、姬佛陀君该怎么想?反正王国维早先做了些什么学问，他们也不知道。有趣的是，王国维也在他主编的《学术丛编》上代姬某人写东西，又代哈夫人写东西。他们没想到，王国维刚写完彻底否定苍颉造字的《〈史籀篇〉疏证》，就到苍教掌门人麾下办杂志来了。历史真会开玩笑。几千年后，这一段史实不知该怎么考证才好了。

王国维就是拿《说文》一书中的籀文，与近代地下所出的殷周古文一一对照疏证出来的，他又有西洋学术功底，所以在北宋以来千余年的古文字研究中，提出了这一重大创见。

这一创见，当时就遭人激烈反对，比如钱玄同，认为此乃无稽之谈。王国维不为所动，坚持己见。连罗振玉也满腹狐疑。直到最近几十年，从长沙等地发现楚墓残简，侯马发现朱书玉片，把它们跟三体石经所谓古文相对照，才发现脉络完全相通，于是“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便成了定论。王国维是对的。由此可见，虽有二重证据法，还得有大胆严密深湛的思辨，才能吃透证据。可是现在有的字典上仍然说籀（ｚｈòｕ）就是大篆，不知怎么回事。

不迷信古书，不轻视古书，重实证-- 这就是王国维的学风，他的哲学素养。有人说这就是实事求是精神，乾嘉学派也有这种精神，不过他们没有来自“地下”的支持；他们只在已有的书上实证，功夫也不浅，主要是语言文字功夫，要从形、音、义三个方而读懂古文。

这个要求很高，但却是基本功，不然古书就读不懂。光讲语音，大而论之，就有古音今音之别，南音北音之分，细而论之，那就没底了。各朝代都会有语音差别。地域上说，甚至一山之隔就可能发音不同。真要是打包票，说某字在某时某地一定是读某音，那真是了不得的功夫，我疑心唯有掌握了如来的语言神通，用“一切言语音声无边旋陀罗尼门”方能解之。所以，对乾嘉学派，不能不敬佩。当然，也迷信不得。王国维就是这样对待乾嘉学派的，他继承了此派的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