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政界人物也可以研究政治。9月13日,《殷周制度论》写好了。王国维的门人吴其昌称之为《观堂集林》中最伟大的著作,郭沫若则誉之为“一篇轰动了全世界的大论文”。
王国维则自称“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那么经世之意又在哪里呢?
在于以周朝制度为理想。
王国维认为--
周制与殷制大为不同,殷周之际,是中国制度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文武周公靠什么治天下呢?就是德治。这是周代制度的精义。周公制作,其本意在此。在殷代时,君臣之分未定;兄弟无贵贱之分、无嫡庶之别,所以一帝之子是不分长幼嫡庶的;又没有女姓之制,男女无别;在祀典上,不分亲疏、不分尊卑,先公先王先妣,在位者与不在位者都有专祭,其合祭也无定制等等,这就容易起纷争。天下的大利,没有比“定”更好的了,天下的大害,没有比“争”更糟的了。然而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于是周朝依天行道建制,把商朝以前的无序状态一一改过来,一曰立子立嫡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以此纳上下于道德,纲纪天下。
这个道德政统,反映在丧服上,就是四个法门: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
王国维叹曰--这个万世治安的大计,其心术与规摹,是后世帝王无法梦见的。
这是一种新文化、新制度,为时势所趋,但却是周公亲手制定出来的。
此说发前人所未发,揭千古之秘;后来研究古史的,不能不参考王说。
但很多人也认为王国维想复古。复古这个词有贬义。这顶帽子不好随便戴。若说复古,王国维为何单单推崇周公文武呢?殷代不也是古吗,而且更古些,何况殷以前还有夏。若说复古,为何又要用“西洋经”来考中国古经呢?王国维一点也不迷信古典,所以他才要“考”。考者拷也,有拷问之意。再说,王国维历考殷周之变,是站在与殷代旧制度旧文化不同的周代新制度新文化一边的。虽说所谓“周制出于天定而非人定”,这个说法大可争议;虽说王国维“定之于天,争乃不生”的论断也并没有周朝传之万世而不衰的史实为佐证,虽然周朝同样免不了最后落入历代王朝末世天下大争的局面,但他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没有比殷周之际更剧烈的了——这等于认定周公就是大变革家。从这方面说,岂不又可以说他是变革派了?其实,这顶“礼帽”也不好随便戴。那么他到底是复古派还是变革派呢?可能这种问法本身就成问题。
管他是复古还是变革,王国维就喜欢周公那一套。他觉得那个样子好。那才叫德治。
就说他留辫子吧。以留辫子来论断王国维守旧,这恐怕有点冒失。他是新旧都见过的,懂三门外语,洋玩艺新思潮他并不陌生,他是一心一意用自己独立思考去鉴别好丑的,也是希图中国振兴的。他脾气倔得很,留条辫子又有何妨?从这一点上说,溥仪之剪辫子,岂不可怜?而王国维之留辫子,岂不可敬?他觉得这样好,他就留了。他有他的个性。皇帝老子也奈何不得,“皇上剪,我也不剪”,是个顶顶现代化的遗老,个性至上到了这个地步。

1919年初的溥仪,当时他还没有佩戴近视镜
王国维就是这样甩着辫子进行学术革命。学术以真理为唯一目的,这是他的信条。王国维有高风亮节——王竹一竿,怕什么。小川居然劝他剪辫子,岂不“可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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