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此,学者最爱的还是书。7月22日,为罗振玉的《校刊群书叙录》写了一篇序,历数罗振玉之好书、之爱学术--
近代学术的兴盛,不得不归于刊书者的功劳。刊书的专家,分作三等。一等是图利,二等是好事,三等是笃古。但是,在国家全盛时代刊书,那比较容易,不算卓绝。如果在无望之世,小雅尽废后,还能以学术存亡为己任,搜集之,考订之,流通之,把天下的财宝都交给他,他也不改变这种喜好;而又能够不怕天下最大的困难,终于实现刊书大志,这种人,我只见过罗振玉先生一个,以前还有谁能这样,我从没听说过。
这就好比当人臣的--王国维继续说--在无事之世,辅佐圣主,虽有贤者,只是做官守法就是了。至于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所以一代兴亡与万世人纪之所系,老天是不惜生一两个人来维持它的。学术也是这样。孙卢诸氏刊书,好比人臣当官守法,算不上卓绝。罗先生就不同了。神物宝书既然发现了,跟世道不大相应,但既然老天出此书于人,怎好忍心任其自生自灭呢,所以罗先生在乱世刊书,其奇节宏略,好比人纪存亡之所系,上天不惜生一两个人物出来以维护之。
然后王国维点出罗振玉业绩--
罗先生校刊的书,不下数百种。他自己有四本著作在学术上贡献最大。一本是《殷虚书契前后编》,二本是《流沙坠简》,三本是《鸣沙古室古佚书》,四本是《鸣沙石室古籍丛残》。这四本中,随便拿出一本,也抵得上孔壁汲冢里发现的东西。
业绩与人格关系极大,王国维很了解罗振玉--
罗先生是以学术为性命的。那些古器古籍,就是他性命所寄的躯体。他用这些东西保命延寿,就象平常人吃饭喝水一样。辛亥以后,他流寓海外,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卖掉,以养家糊口,却陆续刊行殷虚甲骨,敦煌古简佚书。这种事,国家都无力去做,众人都无力去做,他竟然一个人办成了。在海外旅食八年,印书花掉的钱以万计,家中连一个月的积蓄都没有,罗先生却安然处之。他又不怕麻烦,亲自动手搞校写、编次、选工、监役,以至于还要操心装潢款式、纸墨料量,这些烦杂的琐事,古代学人是不屑去做的,罗先生却没有不干的。他全力以赴,只是要传古书于后世。老天既然把佚书这种神物展示出来,又让先生诞生在这个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书经》上说:“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罗先生的功业,又崇高又广大。但他的大志与勤奋,世人很少知道。我跟从先生交游很久了,我最了解他,所以写这篇序,让大家晓得罗先生之所以成就这么大的事业,本来是天之所启,那些好事者和笃古家怎么比得了他呢。
--这种赞言,恐怕不算过誉。这件事情上我愿意站在王国维和罗振玉一边。王罗二人,缘份深呐,不容易。
罗振玉自己倒是比较谦虚--
我三十岁以前在家中修学,没有师友帮助,见闻狭隘。三十以后,见闻扩大,开始罗致书籍古器,奔走于江海,废学有十年。四十以后,见闻继续扩大,书器益发增多,有空的时候,想有所造就,但为人事所牵,没做出什么成就。到辛亥年间,才创办《国学丛刊》,没几个月,又停办了,因为发生了“国变”。……后来继续刊布古籍,先后得250余种,900余卷。

罗王二人在学术上是相得益彰的。
生活上,主要是罗帮王。
关系继续发展,便结成了亲家。5月份,大儿子王潜明在上海结婚,儿媳就是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王罗二人得以在上海相见。完婚后,罗振玉跑到天津赈灾去了,并设法营造住宅,想寓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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