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1911～）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
　　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38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火箭研究。
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绝不能让他离开美国。”因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
　　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6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主席。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交通大学读书。1934年暑假，他从交大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

　　1935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从上海乘坐美国邮船公司的船只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钱学森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他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钱学森到美国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工程要到工厂去实践，可当时美国航空工厂歧视中国人，所以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

　　钱学森是慕名而来的。因为，坐落在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是匈牙利人。

　　20世纪30年代初，航空科学还处于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冯·卡门抬头仔细打量着这位仪表庄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他提出几个问题让钱学森回答，钱学森稍加思索便异常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所有提问。冯·卡门暗自赞许：这个中国人的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他高兴地收下了这位学生。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在受监控期间，除教学外他仍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并于1954年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告别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钱学森成为卡门领导的古根罕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

　　学习和研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钱学森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看书，半天时间讨论，晚上继续苦战。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为冯·卡门的得力助手。这期间，他不仅掌握了空气动力学的根本知识，而且已经站到了这门科学的最前沿。1939年，他研究航空结构，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到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二年，钱学森认识了研究火箭技术的同学F·J·马林纳。经马林纳介绍，钱学森参加了当时加州理工学院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得识该小组的书记、化学物理助理研究员威因鲍姆。在小组里，钱学森同大家一起学习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每星期例会经常讨论时事。1938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个小组解散。

　　鉴于钱学森研究工作的出色成绩和美国战时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他得以参加机密性工作。1944年，美国军方委托冯·卡门教授为首，马林纳为副，大力研究远程火箭。钱学森负责理论组，把林家翘、钱伟长也请了来，进行弹道分析、燃烧室热传导、燃烧理论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钱学森还担任了航空喷气公司的技术顾问。1945年初，他还被美国空军聘为科学咨询团团员。这一时期，他取得了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宝贵经验，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1946年暑期，钱学森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再到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专教空气动力学专业的研究生。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同年夏季，钱学森请假回国探亲，9月中和蒋英（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婚。蒋英是中国早期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三女儿，是在维也纳和柏林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的女高音声乐家。

　　从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居住了20年。这期间，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工作上拥有便利的条件。然而，他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作到何时”的感叹。

2。回国

　　“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55年10月8日从美国回到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位幼儿。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回国前，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到来了。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过了5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这一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正当此时，朝鲜大地燃起了战争的烽火。作为挑起这场战争的美帝国主义，在它的国内，正在掀起一股疯狂反共的政治逆流，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人员进行审查和威胁性审查的事件。这股逆流毫无例外，也波及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已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准备一去不返。他会见主管他的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准备立即动身回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叫嚷什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1950年8月23日午夜，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

　　钱学森被迫回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事情远非如此，9月6日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30磅。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出来。

　　从此，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离开美国回国的要求。

　　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那5年间他没有停止钻研他所热爱和献身的科学事业。当时，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祖国的国防建设有关，想通过滞留他来阻拦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当钱学森知道这点后，感到万分气愤。于是，他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新专业进行研究，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经过努力，于1954年用英文写出30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与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与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就是了。

　　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斗争，也得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1954年4月26日，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摆脱特务监视，在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信中，夹带了一封书写在香烟纸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里。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日内瓦进行，王炳南大使按照周总理的授意，以钱学森要求回国的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交涉，迫使美国政府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1955年，钱学森被允许可以回国了。他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冯·卡门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他激动极了。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他的夫人和两个幼儿终于乘坐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驶向地处东方的祖国。

3。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钱学森回到祖国后，受到了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高度的重视。一种盼望新中国早日强大起来的愿望，促使他上书周总理，提出了发展中国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

　　1956年4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在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大楼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中央军委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由钱学森介绍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望着那么多共和国最高军事领导人的亲切目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宣告成立，钱学森任研究院院长。从此，在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的直接领导下，钱学森开始了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生涯。这一天，秋日明丽，秋风怡人。精神抖擞的钱学森面对156名大学毕业生首次主讲《导弹概论》课。能够亲自培养我国搞导弹的专门技术人才，这是钱学森多年的梦想。今天，梦想成真，他怎么能不激动、不自豪呢？若干年后，这批受训的大学生，将成为我国火箭、导弹与航天技术队伍的骨干。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科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1962年3月，我国自行设计的一种中近程导弹起飞不久就掉在发射阵地前300米处，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

　　钱学森深入到控制系统第一钱，与同志们一起寻找失败原因，改进方案。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颗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进行飞行试验获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遵照周恩来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钱学森协助聂帅，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的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研制成功，美国用了13年，我国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一成功震惊了世界。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在邀请钱学森等专家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向中央专门委员会提出了在1970年或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规划设想。中央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方案。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征一号”试车无法进行。钱学森协助周总理，为领导人造卫星研制计划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长征一号”在1969年8月22日试车成功。197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钱学森等一批专家在卫星发射基地组织实施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1970年4月24日，重量为173千克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全球。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截至目前，已发表专着7部、论文300余篇。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1979年钱学森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威拉德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的称号。在国内，他更是受到中央嘉奖和人民敬重的杰出科学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多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2。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3。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4。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5。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6。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7。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 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 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8。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9。科学技术体系

　　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

　　10。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1989年8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了钱学森，祝贺他获得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的奖励和称号，认为“钱老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是钱老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是中国科学技术工程人员的光荣”；钱学森的经历，“体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品德”。
　　1981年秋至1982年夏，钱学森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朋友的多次通信，是他品格的一个方面的真实生动的写照。他说：“不知我们的社会科学家有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即中国知识分子在历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我想这个工作对实现四化是个准备。”“我认为一件正事是请你们考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写，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及其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伟大历史任务。”“因为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走向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从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走向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从而结束几千年来的一贯状态。这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吗？所谓一贯状态是：知识是需要一个人全部精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再从事行政管理，当官、当资本家。一句话，历史上知识分子既不是象劳动人民那样受剥削压迫，也不是象统治者那样剥削压迫人，是一个阶层。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过去只能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所以受统治阶级驱使控制，没有什么自由。……而另一方面，历史上知识分子既然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不为农民所信任。……但这些都是非变不可的。第一有党的政策，而根本的是，不把社会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劳动者，那么四化就不能实现。所以，中国知识分子走了几千年的老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历史要创新了。对知识分子自己讲，戊戌政变可能是个重大的转变，觉悟到老一套有问题了，然后才有‘五四’运动，……这样一部伟大的历史，你们不想写吗？你们听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豪呼声吗？”钱学森以一生的实践，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创新过程，并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格。丁衡高将军称赞钱学森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是一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去过那里。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钱学森对美国人民、美国科学家同行怀着十分友好的情感，他出于什么考虑此生此世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国土呢？1985年一位美国朋友针对“钱学森访美”问题向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人说过：“在美国移民局的案件中，钱当初可能算是驱逐（deport）出境的，因此必须经由某种特赦的手续才能入境。这就必须要你和韩大使出面的地方。真的这样做又得向美国政府求情，或是无形中承认他们当初的措施是对的，这一点在钱的心里必不满意。”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品格，正是江泽民总书记称赞他所具有的“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

　　11。科学火炬的传递者

　　钱学森一直坚持给来信求教的中青年人用工整的字迹亲笔回信，也一直坚持用工整的亲笔信与许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探讨问题与提炼思想。书信是钱学森宣传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信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以及吸取科学成果来不断深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途径。钱学森在给何祚庥的一封信中说：“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已经吵了五十多年了，还没有解决，近来验证了贝尔不等式，问题更严重了。我认为我们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应该投入这一研究，并比较满意地解决它，也在此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86年1月7日开始，钱学森亲自领导了“系统学讨论班”的科学活动。参加讨论班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航空航天工业部等单位。钱学森在讨论班开始时向这群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提出，要吸取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把它作为建立系统科学的基础科学，一切系统的一般理论——“系统学”——的构筑材料。讨论班强调学术民主，实事求是，错了就改，讨论中大家一律平等，这是冯·卡门所倡导的“学术民主”传统的发扬。钱学森亲自确定讨论选题，几乎参加了讨论班的每次活动，每次都作启发性或质疑性发言。直到今天，讨论班的活动经久不衰。这个讨论班已提炼了系统学的一些基本思想，提炼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锻炼了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创造性思维能力。这个讨论班体现了钱学森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也体现了钱学森具体培养科学事业接班人的不倦精神。

　　在1979年3月15日召开的全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钱学森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思想，并且提出“科学文学艺术”概念来丰富与发展科普事业的内涵。他说：“我们大家所习惯的世界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世界中最普通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心目中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世界可以描述，等待着文学艺术家们用他们那些最富有表达能力的各种手法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文学艺术。这里的文学艺术中，含有的不是幻想，但象幻想；不是神奇；但很神奇；不是惊险故事，但很惊险。它将把我们引向远处，引向高处，引向深处，使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有所发扬提高。”钱学森历来主张，一个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应当把科普视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如果不能够向非该专业的或不在行的人说清楚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他的学习和知识就是不完全的。一个专业科技工作者要会写学术论文，同时也应该会写科普文章，要把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写得通俗易懂，人们爱看，才算够格。钱学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科普节目的忠实听众，是高级科普杂志美国《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和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的长期读者。他在一封书信中说：“在中国科普作家中我喜欢高士其同志的作品。在外国科学文学家中，我喜欢美国的Rachel L。Carson。她有三本书：Under The Sea-Wind，The Sea Around Us和The Silent Spring，后者有中译本，叫《寂静的春天》。她的作品是把科学与文学中的散文溶合在一起。这些中外作品都可称科学文艺中的珍宝。当然，还有再高一级的东西，那就是在科普作品中用科学幻想预见若干年后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这就是奇珍异彩了。例如，薛定谔（Schrodinger）的《生命是什么？》，他预见了二十年后的诺贝尔奖金项目遗传密码之所在。我向往的，是这类高级作品，它们代表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光辉前景。”

　　钱学森以十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科技界的新陈代谢。1980年12月他在刚满69岁时向原国防科委领导呈递的报告中说：“明年我将是七十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在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在，我理应让贤。所以我再次请求组织，让我明年退休。”在这个报告中，他十分严肃负责地向组织推荐了可以接替他工作的人选。不再担任技术领导职务后，一旦他在国防科技工作直至整个国家科技工作方面有所发现，他就积极地向领导机关乃至向国务院提出建议。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再次提出关于建立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建议，以及关于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许多重要建议。

　　钱学森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他把科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热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自私者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由于钱学森对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人民感谢他，并给予了他应有的崇高荣誉。　
　　1991年10月16日，北京，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亲手将“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和“国家杰出贡献奖”的红色烫金证书交给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一时间，闪光灯交相辉映，记者们纷纷将镜头对准钱老，历史记录下这一庄严美好的时刻。



　　《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等。

　　军用导弹的研究

　　钱学森完成了美国首个军用远程火箭的设计。

　　第一桶金

　　钱学森与他老师的共同研究使他们的火箭小组得到美国军方的一大笔订单。

　　美国火箭的理论设计师

　　钱学森的兴趣使他成为美国火箭的理论设计师。



12月11日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生日，他为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可以说尽人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55年的相濡以沫，以及他在妻子心目中另一个侧面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平易、谦和、淡泊名利　　

蒋英是我国现代著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是同窗好友，钱学森与蒋英青梅竹马。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钱家的客厅，20来平方米，一架钢琴占去四分之一的面积。地板还是旧的，有些地方已经磨掉黄漆露出白色的木茬。就在这间客厅，江泽民主席看望过钱学森老人，向他祝寿。一张江主席满面笑容地和左耳挂助听器的钱老促膝交谈的照片就摆放在书柜里。就在这间客厅，正值英年的钱学森曾多次召集研制导弹、卫星的技术负责人讨论方案，研究课题，中国导弹发射、卫星上天的设计图，有些是在这里描绘的。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他总说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的院长，后当的副院长。 　　
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肓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为此，他给聂帅写信要求“退” 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从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倾斜过。

钱学森一生激动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祖国与民族，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特有的爱国情结十分认可。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比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和导师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 。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他携夫人回到美国后，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国，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 　　
1949年中秋月圆，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准备回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五年多的折磨。”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蒋英作为他的忠实伴侣，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

“他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在钱老家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 　　
“36个年头过去了，但是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一干就是几个月，没有书信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妻子问他去哪儿了，他只是淡淡一笑，就算支应过去。蒋英回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于是，蒋英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冲冲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问道：“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并没有失踪，他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我国西北地区发射成功。蒋英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他回来了，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 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我俩生活得富有情趣。”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在一般人印象里，搞科学技术的和搞艺术的，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在钱学森的家里，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感情甚笃，而且在艺术上、事业上也有共同语言。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热衷于水墨丹青，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花用他打工挣来的钱。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 　　
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下音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我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到了晚年，夫妇两人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




中科院戴汝为院士非常钦佩钱学森先生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他说：
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钱学森始终注意从实践出发，总结、提炼、检验理论设想，是一名善于将工程实际与理论创新融会贯通的科学大师；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真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锻造严谨、朴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品格。
500多页的《钱学森手稿》，形象地折射出钱学森严谨、不苟的治学精神。从一万多页科研笔记中选取的这些手稿，一串串英文清秀流畅，一个个数学公式推导工整严密，一幅幅图表规范整洁，即使小小的等号，也标准得如同直尺画的一样。为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他写的研究手稿长达800多页，在500多页时，他写的还是“不满意”；问题解决后，他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注上“最后定稿”，接着又加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后，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进行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1964年，远在新疆兵团农学院的一位年轻人郝天护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写信，指出钱学森新近发表的一篇关于土动力学的论文中一个方程的推导有误。已是力学权威的钱学森收到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的信以后，不几天就亲笔给他回信，承认自己粗心大意，并感谢郝天护指出他的错误。后来，郝天护写了一篇名为《关于土动力学基本方程的一个问题》的论文，由钱学森推荐，在《力学学报》1966年九卷1期上发表。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从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著名的科学家，从一名科研工作者升华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在不懈的科学追求中，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跨越。



　　（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空军高度赞扬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认为，钱学森已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2）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一位美国海军高级将领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绝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3）世界超音速时代之父冯·卡门评价钱学森：“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冯·卡门，美国工程力学大师、航天技术理论的开拓者。1881年5月11日诞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城。1902年毕业于约瑟夫皇家工业大学。1904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1908年获博士学位。在“空气动力学之父”普朗特指导下完成空气动力实验，研究边界层分离现象，提出著名的“卡门涡街”理论。1926年阐明并建立“湍流”概念。1938年指导钱学森等人成立火箭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为闻名于世的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1944年牵头组成科学顾问团，为研究火箭技术创造条件。二战后被派往德国考察火箭，提出研制导弹的计划。特别是对振动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1963年2月18日，美国政府向他颁发“国家科学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