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科学人物：实验室研发的副产品 

 ——《光明日报》2000. 3.23 C2版

     刘克苏     

我手头有两本君子动手建立和转动实验室的传奇，一本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现代科学革命的圣地》，一本是《贝尔实验室——现代高科技的摇篮》。都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阎康年先生所写。

    卡文迪什实验室作为现代科学革命的圣地，培养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培养了数以千百计的著名物理学教授。它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流精英学校或英才开发实验室，它的年龄是129岁。

   75岁的贝尔实验室则是现代高科技的摇篮，也是一所精英大学。它以电话发明家贝尔命名，至今已培养了 11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目前拥有近3万名高科技实验家，这个数目比中国科学院所有研发人员(约2万2千人)还多。

    这两个实验室靠什么培养了如此众多的一流人才?他们能给那些急切希望培养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中国人以什么启示?对此，阎康年先生认为，这些杰出人物的开发培养和成长，只不过是实验室研发工作的副产品而已。

    于是我想到杨振宁博士的一个说法：绝大多数重大的科学技术创新并不是攻关的结果，而是靠散兵战取胜。

    由此我得到一个认识：营造一种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大环境，建构一种让新产品新创意不断自动涌现的良好机制，才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前者我将它归结为充分市场机制，后者则称之为研发育人机制。

    卡文迪什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是校园化企业中花香横溢的两朵奇葩。它们不但给我们的高科技发展战略以非常重要的启示，也给我们的教育兴国方略和决策以现实的垂范。简言之：以高科技实验室发展为龙头的教育兴国方略，就是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诠释。如何将这种高效率的研发育人机制引入所有的学校教育，是笔者最为注意的一个课题。为此，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一书成为我案头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

    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是针对所有幼儿园和中小学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1996年推出的第一部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它的意义在于将一些具体的科学教育做法作为国家标准由国家推荐给全国所有幼儿园和中小学。这些标准最突出的一个精神就是将科学探究和实验融入幼儿和中小学生教育中，我们在其中似乎发现了贝尔实验室和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幼儿版、小学版和中学版。

    这样，世界上办得最好的实验室自然成为科学教育的典型或样板。这种做法跟课堂讲授式的科学教育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它意味着：最好的科学研究者和最好的科学实验家甚至最好的科学产业家实业家同时成为最好的科学教育家。亲自动手搞科学研究做科学实验并使之产业化实业化，既是科学发明发现的来源，同时也成为科学教育的最佳途径，最终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

     一个好的科学研究者实验家未必就是下个好的科学教育家。但是，卡文迪什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还是给人们的这种担心以一个极好的回答。也许这个回答可以这样陈述：具体到某—个科学实验家，他可能不是—个好的教育家，但是作为一个科技家团队，比如贝尔实验室和卡文迪什实验室，就可以做到使整个团队既是最好的研究者实验家队伍，又是最好的教师队伍。卡文迪什实验室同时也是剑桥大学物理系，就是—今明证。贝尔实验室虽然没有这种一身二任的名分，但实质上却具备这两种功能，它培养的团队具备强大的教育辐射力，虽然这种辐射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提高和扩大。

    按照前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爱德华兹的说法，卡文迪什实验室总的原则是委任最好的人，而不管他的专业领域是什么。卡文迪什教授的委任是由一个国际委员会做出的。爱德华兹还希望，卡文迪什实验室今后必须是跨学科的，那需要突破物理系而跨越到其他各系，在这方面，大学还有一些障碍需要突破。而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其障碍就更多。

    由于科学中心早就转到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光芒似乎也大大超过过卡文迪什实验室。不知道卡文迪什实验室是否在中国设立了分部，贝尔实验室的分部已经设在了中国上海和北京。贝尔实验室的经验在阎康年先生的《贝尔实验室——现代高科技的摇篮》一书中有详密的总结和分析，不过笔者最感兴趣的一点经验是——像贝尔那样立即动手做起来!这对于当今中国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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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文原稿最初以《实验室时代来到中国：读<卡文迪什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为名列入阎康年《通向新经济之路：工业实验研究是怎样托起美国经济的》一书附录（东方出版社2000年5月）；然后收入《中国科技信息》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