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金庸又想起了陈寅恪。当年5月26日，他在天津观看京剧汇演，见有一位‘样板戏’大师登台，金庸即时退场，对记者表示：“学问好不好不重要，人品要紧，要有风骨。‘文-革’时看到很多人向权势跪下来磕头，这种人学问再好也没用。陈寅恪先生就讲，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人品，要讲真话。”

     宋靖康元年，东京城破，是年为‘丙午’年。靖康二年，徽、钦二帝北狩，为‘丁未’年。非常古怪：每逢这两个年头，神州例必有奇祸。隔我们最近的‘丙午’‘丁未’年，就是“战斗的1966，疯狂的1967”。当年金庸甫届四旬，是孔子所言‘不惑’、但丁指称的“方吾生之半路”，这个荒诞疯狂的‘丙午’‘丁未’却是金庸一生最有光彩的两年，1966年他创办了完全不营利（赚到钱就再投入进去）而具浓重自由主义色彩的《明报月刊》，1967年，他开始创作未必文学价值最高但绝对最见光彩“如烛如金，煜煜照人”的《笑傲江湖》。1966到1967年，金庸《明报》社评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本质，或早出数月，或早十年，准确预言了刘、林、江、邓的最后结局……

    金庸曾“看到很多人向权势跪下来磕头”，当然也集中在这二年。1966年5月6日，金庸发表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郭老为今朝‘开国文臣之首’，他在66年担当的角色，就是鲁迅曾歌颂过的‘头羊’。理解了这一点，才不会奇怪金庸1975年的《射雕英雄传。后记》出现以下文字：“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郭老之‘治学粗疏’，面对宋学士应无愧色，至于‘气节’‘品格’？不谈也罢！

     当然，总有人要说：金庸在香港、老刘在今天谈说‘丙丁’时事，时空转换了，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我从来不敢腆颜宣称：自己若早生数十年，在那样‘举世混浊’的情势下，一定清醒坚定，无奈‘时光隧道’目前还没有修通，今天50岁以下的人谁也没条件到40年前先活一次，体验那个激情燃烧岁月。怎么办？大家约定好了：忘记那场浩劫，就当没有发生过？

      金庸倒是赶上了那个时代，可惜生活在殖民地香港，所承受的压力，比在内地的学者差太多。但他也曾遭遇‘暗杀’威胁，被列为第二号目标，香港左派勇士们认定的第一号暗杀目标林彬已经被他们活活烧死了，金庸也曾与死亡擦身而过。

      60年代初，因为对‘大-跃进’‘造核武’等政策不满，金庸几乎孤身与香港左翼报纸论战，因此在1964年创作的《天龙八部》中多次出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字样。同理，只有明瞭1967-1969年金庸的《笑傲江湖》是在‘暗杀’的阴影下完成的，我们才能更深入了解把握这部作品。

      金庸为明河版<笑傲>第四册选取郑板桥<竹>为插图,郑氏自题画:“不过数片叶，满纸都是节”.<笑傲江湖>也同样"满纸都是节".在尊严扫地之时，标举尊严；在气节陵夷之地，为气节招魂。我想：这才是《笑傲江湖》的真正题旨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金庸六七十年代写作<明报>社评以及<笑傲江湖>,与陈寅恪先生晚年写下那些‘欠砍头'的诗作以及<柳如是别传>,同一怀抱.

    　 陈寅恪《论再生缘》50年代便已流传香江，1954年出现了手抄本，1958年，香港友联图书编译所正式出版是书。1958年12月，余英时先生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金庸对自己乡贤王国维的至交陈寅恪的这篇文字完全漠不关心的可能性不大。只不知金庸是否读过一些陈先生的诗作？陈寅恪诗作，在五六十年代零星地流传至香港的可能性也相当大。梁羽生记述：“六十年代的某一年，我和他（指陈先生的弟子金应熙）在香港相遇，他说‘你对李义山诗还有兴趣吗？我给你看一首寅老写的《读义山马嵬诗有感》……”

    《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1952年陈寅恪有诗，题曰《男旦》：“改男造女态全新, 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波衰歇后, 传薪翻是读书人”

    刘再复对此诗如是理解： “人格扫荡的暴风骤雨不仅把知识者的头颅全部压下，而且席卷了他们的肝胆。于是，心灵、肝胆与躯体的比例全部失调。因此，一代被陈寅恪先生称为‘男旦’的精神无能者产生了。文化界只剩下精神无能者表演的戏剧，像泰国无性演员的人蛇舞蹈。”

     刘再复对金庸作品评价甚高，他也是1998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的两位召集人之一。不知他在阅读《笑傲江湖》“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情节时，有何感触？是会心一笑？还是悲心一恸？他的同龄人王蒙读《笑傲》确是泪流满面。

     毕竟有所不同，寅恪诗中“改男造女”的“男旦”是一批群众演员，而《笑傲江湖》中“挥刀自宫”者，却是剧院班主一人。

     依偎匍匐于大太监魏忠贤膝下，自称“儿子”的士大夫（‘读书人’），比较魏阉，哪个更像“男旦”？

      西方女权主义者访问中国，莫名惊诧：这个国家从来没搞过“女权运动”，而女子在家庭中地位居然比西洋姊妹更高！

      甚矣外国鬼子之不了解中国国情也！落实‘男女平等’，未必只有提高妇女地位这华山自古一条路，此外，还有另一种更有效手段。30年来，虽无“女权”运动，但我们什么时候停止过“运动”?这连绵不断的各种“运动”皆可称之为“改男造女”的“去势”运动。早在1957年冰心女士便看到：“多少老教授受到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

     “吃菜共归新教主”，寅恪诗向来参用“古典”与“今典”，此诗所隶‘古典’，显然是指被民间称为“吃菜事魔”的“魔教”、“摩尼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描写的“明教”，至于“今典”为何？‘新’字何解？哪个‘教’的‘新教主’？我现在还参详不透，只能断定一点：绝对不是日月神教。
　　1929年寅恪先生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强调：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1953年陈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申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脱出“俗谛桎梏”，谈何容易？1939年9月，二战爆发，波兰覆亡。沈从文先生感叹：“一国家养兵至一百万，一月中即告灭亡，何况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几许力量，抵抗某种势力侵入？”（《潜渊》）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其缘由人言言殊，众说纷纭。陈寅恪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国维无力承受这种痛苦，终致率尔自戕。金庸像他的海宁前辈王国维一样，身罹此痛。相较于此一痛苦，其他各种苦难颇减份量，如此消除此一痛苦，一切牺牲在所不计，在所不惜。　　
　　令狐冲、盈盈或者屈服于“一统江湖”之下，否则，其下场绝对不会比刘正风、江南四友更好。陈寅恪先生至交吴宓先生叹息：“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初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而况鸿飞冥冥，姿意高翔？”

    1969年10月12日，金庸写成《笑傲江湖》第40回《曲谐》，全书告竣。五天前，也就是10月7日，陈寅恪先生在暴民们的凌虐下凄惨地死去。“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巢父、许由算得中国最古的“隐士”。

       而时世大变，铁幕垂落，避秦无处。（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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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伟大，不单在于文笔好，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品格，有强硬的脊梁，有了不起的风骨。”“事实不可歪曲，意见大可自由”。1966年，《明报月刊》发刊词：“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都决不偏袒或歧视。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明月》希望成为一个辩论和探讨问题的园地。”
　　
　　＂金庸先生给《明报》立下的报训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9草稿9未完……

问：请说明“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答：整个社会其实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什么都有某某主义，都喜欢说“毛泽东讲过”、“孙中山讲过”、“马克思讲过”，这些招数都已经固定，其实社会千变万化，很多事情是古人想不到的，像现代科技的电脑网络，恐怕连列宁、孙中山都想不到吧！教条不适用，正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又如比武，看对方出了什么招，找出他的缺点，一剑便刺死，这就是无招。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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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烂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盈盈笑道：“爹爹，咱们要混上黑木崖去……更要紧的，却得学会一套黑木崖上的切口，否则你开口便错……上官叔叔说的甚么‘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甚么‘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等等，便是近年来在黑木岸上流行的切口。这一套都是杨莲亭那厮想出来奉承东方不败的。他越听越喜欢，到得后来，只要有人不这么说，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说得稍有不敬，立时便有杀身之祸。”
 

1951年，作《文章》：“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史记·儒林列传》之《董仲舒传》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52《吕步舒》，曰：“证羊见惯借锄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8、1953年，作《咏黄籘手杖》，其中曰：“摩挲劲节间，烦优为一扫。…擿埴便冥行，幸免一边倒。……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1953年，作《答北客》，其中有句云：“不采蘋花即自由。”1961年，作《失题》，曰：“折腰为米究如何？折断牛腰米未多。还是北窗高卧好，枕边吹送楚狂歌。”

　　＂ 金庸先生给《明报》立下的报训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9草稿9未完……

问：请说明“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答：整个社会其实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什么都有某某主义，都喜欢说“毛泽东讲过”、“孙中山讲过”、“马克思讲过”，这些招数都已经固定，其实社会千变万化，很多事情是古人想不到的，像现代科技的电脑网络，恐怕连列宁、孙中山都想不到吧！教条不适用，正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又如比武，看对方出了什么招，找出他的缺点，一剑便刺死，这就是无招。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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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烂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盈盈笑道：“爹爹，咱们要混上黑木崖去……更要紧的，却得学会一套黑木崖上的切口，否则你开口便错……上官叔叔说的甚么‘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甚么‘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等等，便是近年来在黑木岸上流行的切口。这一套都是杨莲亭那厮想出来奉承东方不败的。他越听越喜欢，到得后来，只要有人不这么说，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说得稍有不敬，立时便有杀身之祸。”

巢由. 巢由. 巢父与许由，皆尧时隐士也。《史记•伯夷列传》有“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史记正义》引皇甫谧《高士传》云：

　　“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殁，葬此山，亦名许由山。”在洛州阳城县南十三里。

一九五一年他有《题与晓莹结婚廿三年纪念合影时卯卯秋寄寓广州也》：

　　短檐高屋总违时，相逐南飞绕一枝。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惜十年迟。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赖得黄花慰愁寂，秋来犹作艳阳姿。 

不夷不惠《后记》

“昌盛了一个时期，他就破了产，

仿佛一个王朝被自己的手推翻。“（《自己》）1976年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亡”“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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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改衰翁成姹女” 气节问题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支柱，一旦抽掉此一支柱，士将不士是汪荣祖    《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 《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借摩尼教之语，说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而曲园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

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氏“生为帝国之民, 死为共产之鬼”，

当最后的胜利来临的时候，乐观的傅斯年携酒上街痛饮，而陈寅恪却用颤抖的手写下《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降书文到醒方知，何幸今日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这首诗平易自然一泄而下，却又铸典熔史回环往复，颇类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韵致，概括了历史转折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即使在这样举国狂欢的时刻，陈氏仍然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他援引史书，指出国事仍然多荆棘：“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鉴于历史上胡马多次南下的悲剧，陈氏对世事了如指掌，他对俄国势力觊觎的警惕终为五六十年代的的历史所证实。《

唐夫人曾说：陈最讨厌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提到马列主义，看到就头痛。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说道：“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在当时几乎是仅见的,惊世骇俗。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 ...

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真可以说，知俞樾者寅恪也。跋文还提到与俞平伯的思想交往：“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身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藐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比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抒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第48页。）

王国维与陈端生，一为殉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背后最高之理境而死；一为欲摧破近代中国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然在陈先生看来，同为表现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与人格。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19页)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25页、50页、80页)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依吴宓的介绍，陈寅恪并不是时下想象的埋头书斋的考据家而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3—4页)，寅恪一生坚持“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坚持“不以时俗为转移”(46页)，恐怕并非只是阮籍“远世避祸”的谋略，而是一种对学问的信仰所致。

天壤久销奇女气，江关谁省暮年哀。《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里已将这种别有怀抱说得明明白白：“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97363.shtml

“夫女子之能独立如河东君，实当日所罕见。”
　　

实绩上我写的很多正面人物可以说是儒家，但是他们不是读书人，好象郭靖。所谓“知之不可为而为之”，其实他知道守襄阳是守不住的，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件事做不到的，儒家的教训说就是“杀生成仁舍身取义”，只怕牺牲性命也要做的，这是儒家的精神；

章：我自己写大概是不行的，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我确实喜欢看，而且，大陆上第一篇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给予高的评价的文章就是我写的。（笑声）我写那个主要倒不是在于表扬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是在 于姚雪垠 先生的《李自成》里面的那一种口气我很看不惯，所以我的第一篇关于金庸的论文，题目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 ( 李自成 ) 》，我的意思是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比《李自成》要高，所以当时认为这个观点是特别的，有点不象话，把姚雪垠看得太低了，但是过了 5 、 6 年以后，有一个同学向我提意见，说是你怎么能够把金庸跟姚雪垠相提并论，这个你太把金庸看低了。（笑声，掌声）

〉》，《书林》1988年11期章培垣教授早在1988年11期的《书林》发表的一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文章这么对比了姚雪垠和金庸的小说：“姚先生虽然力图使《李自成》成为真实的历史画卷，但在我看来，其结果，却常常是真中见假。正如鲁迅先生早就指出的：真中见假就会导致读者的幻灭感。而这种幻灭感也正是我在读《李自成》时所经常产生的。因此，尽管姚先生在写作过程中‘常常被自己构思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纵横和哽咽’，但我却始终感动不起来。而在这方面，金著武侠小说恰恰具有相反的特点：它们不是真中见假，而是假中见真。”

刘国重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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