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式伪善，与李敖式无耻》
金庸，自然是当代文化界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虽然也有人大表轻蔑，然而真正的轻蔑应该是完全地视而不见，一旦大张旗鼓煞有介事地表达对某人的极大轻蔑时，这又何尝不是另类的甚至是更大的重视？
1999年，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看金庸》一文，我感觉这篇文章让当时的金庸很有几分措手不及，金庸把王朔这篇文章看作对他的小说的“第一篇猛烈攻击。”
王朔所否定的，是他的作品。其实，早在18年前，已经有人对金庸的为人，也就是人品，展开了猛烈攻击。
这个人，就是李敖。文章称作《‘金庸式’伪善与‘三毛式’伪善》，发表在1981年。之前的1979年，金庸曾到李敖家中做客，金庸“提到他儿子死后，自己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李敖质问道：‘佛经里的说法……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李敖由此得出结论：金庸是伪善的，叫做‘金庸式伪善’。
李敖这位‘阔人’说了金庸‘伪善’之后，一帮‘窄人’也跟着起哄，似乎自此以后，‘伪善’的钢印，就烙上了金庸的额头。
自称‘虔诚佛教徒’又不曾捐献出全部家产，就是‘伪善’？
金庸说自己对古代文人，最羡慕苏轼。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苏大胡子也是‘伪善’的，为什么？因为你姓‘苏’，名‘轼’，叫‘苏轼’还不要紧，你还号‘东坡’，叫‘苏东坡’也不要紧，你居然好意思自号‘ 东坡居士’，何谓‘居士’？一般而言，指的就是像金庸这样的‘在家的佛教徒’，苏轼一生倾心佛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都还在抄写《楞严经》。那么苏东坡可曾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完散尽？没有啊！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苏大胡子也是‘伪善’的。
我的天！古今自称‘居士’的文人有多少，哪个把家产全部捐出来了？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有一头算一尾，全部都是‘伪善’的！
李敖说他们李家自古就出‘奇人’‘怪人’，其中一个就是明代大思想家李贽、李卓吾先生。李卓吾也笃信佛学，自号‘温陵居士’。那么李卓吾先生可曾把自己的全部家财捐完散尽？似乎也没有！因此：以李敖给人拟定的标准来衡量，那位以提倡‘童心’、掊击虚伪著称的大思想家李贽，也是‘伪善’的。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访求天下隐者，把杨朴召入宫中，宋真宗问杨朴：“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杨朴就把妻子写给自己的诗献给皇上回答说：“唯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到了宋元丰二年，苏轼因在诗文中“讥切时事”被宋神宗御批差人捉拿，押赴汴京，妻子不免大哭。苏东坡就说，你就不能像杨朴的妻子那样送一首诗给我？苏东坡的妻子这才破涕为笑。
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中，有一首《俞理初》：“幸喜未逢张问达，不曾断送老头皮”，张问达就是当年弹劾李卓吾的御史，致使李卓吾惨死狱中。苏东坡和李卓吾其实还应该庆幸：幸喜没跟李敖生在同一时代，否则，就不仅是会否‘断送老头皮’的问题，他们二人的‘老头皮’上，也难免要给人扣上一顶“伪善”的大帽子，真是好险！
如果说苏东坡、李卓吾都是古人，跟金庸不好比。那么，我们想一想现当代有哪些‘居士’，也就是‘在家的佛教徒’？谁个把家财散尽？现代最知名的居士，应该算丰子恺先生吧？丰子恺散尽家财没有？没有！因此：‘伪善“！
某人拿某项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人，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是不合格的，那么，是这一个人有病，还是其他所有人都病了？
孔子的学生子贡，也很喜欢讥评议论他人，孔子的反应是：“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翻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子贡啊，你自己就那么好吗？我可没你那些闲功夫成天挑人毛病。”我们知道没被李敖骂过、让李敖看顺眼的人，实在不多。问题是：他李敖自己就那么好吗？
做不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就退一步，以同等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别人。你拿某一道德标准去苛求他人，最起码自己在这方面要做到达到。梁实秋先生说是：“你骂别人荒唐，你自己想曾否吃喝嫖赌”，这也不仅是‘骂人的艺术’，也是作人最基本的品格。
当代作家中，身家最厚实的可能是金庸、琼瑶、李敖三位。他们除了摇笔杆、爬格子之外，都还经营出版事业（琼瑶并且拥有自己的电影公司）。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金庸和李敖可算是当代私人藏书最富的两个人。周作人、鲁迅的藏书约2万册，郑振铎藏书10万册，现代最多。李敖自称他的藏书超过20万册，金庸买过多少书他自己没说，从参观过金庸书房的许多人的表述来看，可能比李敖还多。
李敖的家产没有金庸那么多，却也是家财亿万，他也像金庸一样“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我们知道李敖也并没有捐弃全部家产——当然，李敖不像金庸那样自称“虔诚的佛教徒”。
我们可以看看遇到其他类似的事情，李敖自己是怎样处理的？比金庸、丰子恺等人高尚到何种地步？
在一篇《寄赠订户》中，李敖写道：“1966年，我印行《李敖告别文坛十书》，每套两百元，曾有不少读者预约。不料这些书，十分之六都被国民党警备总部抢劫了……当时预约的读者，都和我一样，遭到了损失……十三年后，我出狱了又复出了，眼光远大的沈登恩为我印第一本书《独白下的传统》的时候，我就请他在版权页上为我加印一段启事：‘1966年向李敖预约买书的读者请注意——请寄新址给台北邮局53-59信箱李敖收，李敖将终身赠送他今后出版的每一本书。’”
这里，两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一]、李敖说的“十三年后，印第一本书《独白下的传统》”，是1979年，也是在1979年，金庸到了台湾，与李敖会面，被李敖挖苦了一通。[二]、李敖提到的沈登恩，是远景出版社的董事长，确实‘眼光远大’，他的‘远景’，不仅从1979年开始出版多部李敖作品，而金庸的小说在台湾‘解禁’得以公开出版发行，也靠这位沈登恩先生奔走游说。此前20多年，金庸小说在台湾一直都是禁书——当然也有人偷印偷看，谁看过？李敖就看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说——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获得金庸授权在台湾正式出版《金庸作品集》的，就是沈登恩的远景出版社。何时授权？也在1979年，9月份的事。
我们看李敖1979年的这则‘启事’，多漂亮，多仗义！无怪当年他要挖苦金庸不肯散财了，李敖自己做得太好了，当然有资格批评挖苦金庸！
李敖今天还在写书出书，这批幸运的老读者，自然会源源不断地接到李敖大师免费赠送的伟大作品，李大师已经公开、郑重承诺要“终身赠送”嘛！大师说的话，还能说了不算？
但我看李敖大师1997年出版的《李敖回忆录》，似乎满不是这么回事：“直到十三年后我复出，我才对向我‘归队’的读者表示，我愿此生赠送我自己出版的所有的书，以为补偿，但读者很体谅我的处境，他们当年花了二百元预约，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我自己出的书，所以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184页）
李敖自称是‘五百年内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仔细体会李敖的〈回忆录〉，就知道这绝非‘李婆卖瓜，自卖自夸’。看看人家是何等刀笔！起承转合、闪转腾挪的文字功夫何等深厚！要认真学习仔细体会，要不然看不懂的。
李敖说“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他自己和读者，所有人都不计较了？不会甲方李敖与乙方读者同时决定“不计较了”罢？那么谁先谁后？是你李敖先不计较、不给人送书了？你把书给人邮寄到家，难道所有的老读者不约而同都把书退回了？
还是所有‘老读者’先不计较？这批老读者数量不会太多，但散处在台湾各地。难道他们约定好了在某日某地召开全体成员大会，经讨论，集体决定：我们“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李敖大师自己出的书”，通过了一份《‘不好意思’最后决议文》，呈交给了李敖，李敖这才俯允所请？
你李敖出尔反尔，不给人寄书了，让老读者们怎么去‘计较’，为几本破书上法院起诉？值得吗？
李敖公开承诺免费赠书，后来又反悔，这个，我能理解——谁不心疼钱啊？！但李敖对别人的要求则是：你只要（私下）自称‘虔诚佛教徒’，就必须捐出全部家产，否则，就是‘伪善’！那么，以这样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李敖自己，李敖就算破产倾家、散尽家财也应该兑现自己当年向全社会作出的公开郑重承诺啊！怎么轮到自己，就‘怂了’呢？
李敖如贾宝玉，“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李敖像雷锋，“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
当然，李敖的行径，还谈不到‘伪善’，没那么严重，稍微有点无耻而已。
李敖兑现这份承诺，也根本不需要倾家破产，可能只会破费他家产的百分之一二。连这都做不到，怎么好意思因为别人没有放弃所有财产就骂人‘伪善’？李敖关于‘金庸式伪善’的论调，不是只在1981年说了这一次，此后，李敖把大体相似的内容写进自己的多篇文章，并剪裁收入自己的《李敖回忆录》，一直到2004年，李敖在凤凰卫视谈到金庸，仍是以此为词骂不绝口。
李敖骂人的时候，难道从来没想过孔老夫子的提醒：“李敖啊，你自己就那么好吗？”，这需要多么良好的心理品质和多么厚的面皮啊！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大师的倨傲：“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
或许有朋友会说：‘虽然金庸、李敖都没有散尽家财，但金庸吝啬，李敖捐的钱可比金庸多’，我这里可以肯定的说：从捐钱的数量来看，金庸绝对比李敖多；从捐款占家产的比例而言，金庸也不低于李敖。只有在‘自我宣传’的操作水平、炒作能力上，金庸才远远赶不上李敖。
为了帮助当年的‘慰安妇’，李敖曾办过一个拍卖会，把自己的80件藏品卖了500多万人民币，捐出。这种公益性的拍卖会，多数竞买者也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出价相当高。如果不是以帮助慰安妇的名义，在普通的拍卖会上，那些物件根本卖不到500万，差远了。李敖捐赠，很少掏腰包、出现钱，他非常喜欢这种公益拍卖会的形式，还有一次，李敖拍卖自己的一支笔，拍得十多万人民币，捐给了高金素梅。
不管怎么说，捐助‘慰安妇’这件事，李敖确实做得漂亮，令人钦佩，这应该是李敖最大一单捐输。
而金庸先是给香港中文大学捐款10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1200万，后来又拿出310万人民币给家乡嘉兴的一所中学盖了座图书馆。他花费1400万人民币在杭州建造“云松书舍‘，后来没去住，也捐了。
1993年，金庸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启动资金。2007年8月，又向北京大学一次性捐款了1000万元人民币。这些事，金庸从来没有自己出面张扬过。
李敖也到过北大，也捐过钱。捐了一百五十万新台币，给胡适先生塑像。然后四处宣扬，‘地球人都知道’了。他后来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又大说特说：“这笔钱折合成人民币是三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元，这个钱大概可以够建一个铜像了……”“大概可以够”？呵呵，这话说得很有意思。给胡先生塑像，买原料，就是铜材，根本花不完三十四万，不过要找个像样的雕塑家，似乎不太宽裕。我绝对不是要指责李敖小气，因为这个钱数，不是李敖定的。钱，也不是李敖自掏腰包。在北大演讲时是一回事，回到凤凰卫视，李敖就不好意思埋没刘老板的奉献了，他在凤凰卫视是这样讲的：“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敲诈凤凰卫视台刘长乐这些好人的钱，搞了这么一笔钱，而希望送到北京大学。”——刘长乐这些‘好人’只肯拿出34万，李敖当然也就只能捐出34万了，要说34万寒碜了点，那也是刘长乐小气，不是李敖小气。
感觉李敖一直想把自己打扮成胡适先生的思想继承人，然而胡适先生当年对李敖其人其文的评价则是‘轻佻浮薄’，20年前我刚开始阅读李敖的作品时也很为李敖抱屈。今日看来：胡先生识人之准，才真正了不起！
我向来认为：捐款应该完全自愿，捐多捐少，都是一份心意，以道德的名义‘逼捐’，很没意思。李敖捐出数百万，也并不少。我想说的是：[一]、看一个人为社会公益所做的贡献，不应取决于他的音量。[二]、金庸已经为社会捐出4000万财产，仍被指责‘吝啬’，似乎并不公道。我不敢说金庸吝啬，因为我比金庸更吝啬，按照金庸捐款所占家产的比例，一个人算算房产、存款等等，如果有几十万的身家，对社会的捐助就应该超过一万元了，我也多次捐过钱，加一块，也不到一万。因此，我没有资格批评别人吝啬。自己都没做到做好的事，去要求别人、指责别人，未免太无耻了！
在《金庸式伪善》一文中，李敖说被自己抢白后“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虽然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我们看李敖笔下的李敖，那简直就是当代‘完人’，这么完美的人，《明报》居然也能找到毛病肆行‘诽谤’？俗话说：‘苍蝇还不叮没缝的蛋’呢！
金庸与李敖的会面在1979年，李敖这篇文章则发表于1981年。这段时间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大事。说穿了很简单：经过10个月的审理，1981年6月17日，萧孟能起诉李敖的案子最终由台湾高等法院做出判决：“李敖连续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处有期徒刑陆月。” 在长期的审理、判决过程中，(金庸的《明报》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致令李敖不爽。
李敖生平，坐过两次牢。第一次是因为李敖资助‘台独分子’彭明敏（就是1996年与谢长廷搭档代表民进党竞选台湾最高领导人的彭明敏）出逃，关了5年多。
第二次入狱，就是为这件发生在金庸与李敖会面的1979年到李敖发表〈金庸式伪善〉的1981年之间的“背信与侵占”的案子。
1979年，李敖的老朋友萧孟能因债务缠身、暂时离开台湾，为了避免在自己离台期间财产被查没，把所有的财产包括房产、股票、收藏以及一切文件、契据、图章等交给李敖，由他代理。半年后，萧孟能回到台湾，却发现李敖已经将这些价值２０００万新台币以上的财产坦然据为己有了，1980年8月，萧孟能将李敖告上法庭。
当然，此事由李敖说来，就完全是台湾当局利用萧孟能借由司法审判对他进行的政治迫害。但同样在戒严时期，李敖有太多打赢了的官司，那些官司中败诉的一方，是否也可以辩称：是当局利用李敖在对自己进行司法迫害？
当时舆论，不仅台湾媒体，许多香港媒体，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一边倒的认为萧孟能与李敖之间的财产纠纷，事实明确。而在香港媒体中，金庸的〈明报〉对此事最为关注，报道最为详尽。
李敖说“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虽然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字里行间似乎已经认定是因为自己先前对金庸有所批评，金庸才在一年后的“背信与侵占”案的报道中颠倒黑白，明知李敖冤枉还是站到了对立的一面。那么其它香港报纸与〈明报〉的立场基本一致，这又作何解释？〈明报〉偏重文化，对于一位大出版家和一位大作家的之间的大官司，如果〈明报〉不比其他报纸更关注，那反而奇怪了。
要知道此前李敖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金庸，1979年金庸主动去拜望李敖的，对李敖爱当面抢白人让人难堪的作风会一无所闻？以李敖的一贯作风看，这次会面他对金庸的态度其实很客气，无非对金庸说过两层意思：[一]你身为佛教徒，应该放弃所有财产。[二]武侠小说很荒谬。李敖说“我知道你在（武侠）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他所否定的是所有武侠小说，而非仅指‘金记’武侠，‘明珠暗投’，很有替金庸惋惜的意味。李敖更不曾当面骂金庸‘伪善’，‘伪善’是李敖1981年写文章时的上纲上线，已经是李敖案发之后了。
坦白说我不认为金庸多么豁达大度，但为了李敖这几句话就要颠倒黑白、肆行‘诽谤’，我想金庸也不至于睚眦必报到这种程度。
李敖认定金庸的《明报》深入报道自己的罪案，是因为此前他与金庸谈话时令对方难堪了，金庸这才挟嫌报复，只好算是‘自由心证’，无从究诘。如果李敖可以如此猜度他人，我们也不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严重质疑：李敖之所以公开、书面攻击金庸，是因为此前《明报》深入报道了他的丑闻？
古人强调要‘修辞立其诚’。李敖确实是有大学问的人，其病，在于不‘诚’。1979年的这次会谈，李敖对金庸说起“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李敖果真“不看武侠”“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1960年左右，李敖在国军服役，经常给马戈等朋友写信，这些书信被李敖收入作品集中，其中就提到自己正在阅读〈射雕英雄传〉，信中李敖居然不曾痛批这本书‘荒谬’。 莫非25岁的李敖，尚未完成“中学训练”？
李敖说“ 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而李敖自己对于各种事实甚至史实，其实更是取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说就写；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忘却。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
但李敖不是“伪善”的，没那么严重，稍微有点无耻而已。这种无耻，自成一家，可以叫做“李敖式无耻”。
2008、6、15
附记：
[一] 、萧孟能为何要“诬告”李敖？李敖道是：“萧孟能抛弃了四十年同甘共苦的发妻朱婉坚，我仗义执言……为了这一打抱不平，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李敖到底具体做过什么事来‘仗义执言’‘打抱不平’，李敖自己从来不提。案发之前，各种媒体上也没有萧、李失和反目的传闻。如果仅仅因为李敖私下会面时劝说（大不了挖苦〉过自己几句，萧孟能先生就要兴讼，并且还要劫夺李敖的数千万家产，你信不信？
[二]、“在法庭上，李敖拿出萧孟能亲笔写的‘字画、书籍、古董及家具等……均系本人转移与李先生以抵偿对其所欠之债务，应该属李敖先生所有’的字据”（〈李敖回忆录〉290页）
即使这张字据每个字说的都是实情，那也足以令人寒心了。我们可以想见对于一个文人来说其半生收藏的字画、古董、书籍意味着什么。如果萧孟能不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怎么肯把这些一朝脱手？或者是萧孟能主动提出以收藏抵债，而李敖，居然坦然受之；或者，就更恶劣了，就像当年（谣传的）苏联逼债一样，李敖对老朋友逼债。假如您的一个好朋友借了您一笔钱，一年多没还，他提出要用自己收藏的大批字画、古董抵偿，您好意思接受吗？目前您又不急着用钱，让朋友以后再还不就是了，哪能取人所爱？如果是您主动逼债，要朋友拿收藏品抵偿，那跟黄世仁有什么区别？
问题是：萧孟能真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吗？显然不是。他为何要借李敖而不是他人的钱？当时的李敖很有钱吗？李敖从80年代以后，积累了大笔财富。但70年代后期的李敖决不宽裕。他在1976年年底（11月19日）才出狱的，在《回忆录》中，李敖说：“我的经济基础是我坐牢前留下的两户房子”，李敖把房子卖了，还债后“最后手上不过百万元”（《李敖回忆录》261页），出狱后萧孟能送给他100万元，后来李敖又从辜振甫那里讹诈了200万。这是他这几年的几宗大笔收入，李敖回忆说他们家刚到台湾时连牙膏都买不起，李敖父母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在经济上无力接济他。李敖这几年没开过公司没做过买卖，只出过一本书：《独白下的传统》，是1979年6月才出的，那时萧孟能已经要离开台湾他去了，不可能借到李敖这本书的版税收入，那么，萧孟能与李敖这次财产纠纷涉及多少财产？价值2000多万。
2005年6月1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刊出对
“斗士李敖”的专访，当记者问及假如当年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大陆，他今天会是什么样时，他的回答是：“我可能是王洪文（笑）！王洪文和我同岁啊。我当然不会像在台湾这样的玩法，我不会那么笨，我有别的玩法嘛！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情报头子，不一定要去住牛棚，为什么要把我看得那么笨（笑）！”
7370字。以上
谈李敖《‘金庸式’伪善》——为金庸声辩之二
李敖看三毛不顺眼（就像他看不惯除他自己而外所有人一样）：“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那一门子的基督徒呢？”
以西方标准衡量，三毛做法确实不妥，在中国，却是宗教信仰者的常态。李敖是以最高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的所谓‘大思想家’，他的不满与不屑也是可以理解的。李敖的不满其实还有：“
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三毛式伪善’。”
然后大师笔锋一转，直扫金庸：“提到他儿子死后，他（金庸）精研佛学，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经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李敖所言并非没有道理（我也认为金庸算不得纯正的佛教徒，其思想太杂，但其底色非儒非佛，反是道家），只是由李敖嘴里说出这话，未免滑稽。最起码金庸与三毛的财产都是勤苦所得，还算干净。李大师那份侵吞朋友财产的本事与面皮，他们没有。
1979年李敖的老友、《文星》创办人萧孟能因债务问题离开台湾，临行将总值约2500万新台币的所有财产（包括印章）当然交付给交往近20载并时时以‘仗义’标榜的老友李敖，甫料半年后萧孟能返台，李大师已将所有的房产、股票、文物收归自己名下。
可恨的是大资本家萧孟能不甘心失去自己过去的天堂，竟然丧心病狂地以‘侵占与背信罪’将大师告上法庭。大师凭藉自己的‘讼棍’本色，发挥了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在法庭上巧舌如簧，抵赖耍赖。无奈萧孟能手中握有铁证，再加上李大师的妻子胡茵梦女士作证：亲见李敖将萧的财产据为己有。大师乃被判‘侵占罪’，入狱6个月。好在那笔财产未被剥夺，终于回到了以李敖为代表的人民手中，考虑到房产、股票、文物（包括乾隆御批、傅抱石、吴昌硕、齐白石的画作）一直在升值，1979年的2500万资产到今天，早就超过亿元了。
记得李大师亲临北大，捐出150万新台币‘巨款’为胡适塑像，便要四处宣扬，现在好像地球人全知道了罢？
瞧啊，这个人！自己背负‘侵占罪’，居然腆着脸挨个质问他人：“你怎么解释你的巨额财产呢？”，这种修养，惟有‘请随便’先生那“以最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的自我表白，才足以与之比肩而立、笑傲江湖！
明乎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大师的倨傲：“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
我读李敖著作，甚早，在20年前。其时李敖在大陆初无藉藉之名，跟柏扬、龙应台不可同日而语。我当时对李敖钦仰之极：不意燕赵悲歌之士复见于今日，古之李贽，前之鲁迅，不能过也！稍稍认清此公嘴脸则是七八年前，晚间听电台采访李敖，谈天宝旧事，大师的高论令我震惊，我甚至怀疑那是否确为李敖的声音。
我读到的《金庸式伪善》最早版本，有这样的内容：“金庸的风度极好，他对我的话不以为忤（虽然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后来我买的几本李敖作品集，也多收录此文，这段文字却是不见了。怎么回事？
不会是有些事过于敏感罢？李敖要刻意回避什么呢？
金庸于1979年11月赴台，参加‘国建会’，与李敖的晤面正在此时。就在同一年稍早时候，萧孟能将财产交付李敖，离开台湾。1980年东窗事发，李敖因‘侵占他人财产’被萧先生告上法庭，官司打了很长时间，或许是出于对李敖作为文学大师地位的尊重，《明报》对此案相当重视，进行了深度报道。那时的金庸尚不知‘记者应该向军队学习’的道理，《明报》记者睁着眼说瞎话的训练也就不足，《明报》连篇累牍都是李大师‘侵占与背信’的光辉业绩了……
李敖所说金庸‘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指的该不会就是此事罢？
下面我把几件事的时间、过程梳理一遍。
1979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李敖侵占朋友的巨额财产。[二]金庸到了台湾，会晤李敖。
1980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李敖被判‘侵占罪’成立。[二]《明报》大篇幅报道李敖的‘侵占与背信’罪案，又不曾歪曲事实来为他解释开脱。
到了1981年，李敖就发表了《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第一次书面攻击‘金庸式伪善’，文中出现“他此后在他的报上不断诽谤我”字样。此后，李敖把大体相似的内容写进自己的多篇文章，并剪裁收入自己的《回忆录》中，一直到2004年，李敖在凤凰卫视谈到金庸，仍是骂不绝口。
李敖认定金庸的《明报》深入报道自己的罪案，是因为此前他与金庸谈话时令对方难堪了，金庸这才挟嫌报复，只好算是‘自由心证’，无从究诘。如果李敖可以如此猜度他人，我们也不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严重质疑：李敖之所以书面攻击金庸，是因为此前《明报》深入报道了他的丑闻？
金庸的度量我也感觉稍嫌不广，但我也实在看不出李敖如何宽宏大量。
这次会谈，李敖“接着谈到他写的武侠，我说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学训练、中学训练，我是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的”。
李敖不是把读者当白痴，就是以为他们集体（像他李敖一样）患上健忘症。李敖果真“不看武侠”“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他先在台大读书，后在国军服役，经常给马戈等朋友写信，信中多次谈到正在阅读《射雕英雄传》，我未见他对《射雕》有一句贬语。
莫非当年的李敖，尚未完成“中学训练”？
‘修辞立其诚’。李敖确实是有大学问的人，其病，在于不‘诚’。他对于各种事实甚至史实，其实是取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说就写；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忘却。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
李敖入狱前，有一本‘巨著’正待印行，已经收了几十位读者的订金。此书后被查禁，这些读者虽付了钱就拿不到书了。李敖出狱之后，庄严宣告：此后自己的全部著作，将无偿地永久地赠与这批老读者。
此后李敖笔不停挥，著书近百部。但赠到第20本后，李大师不干了！据李敖说已经获得了这些位读者的谅解（我只奇怪：不谅解又如何？），此后当然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书，大师的巨著可值钱了，大师的诺言又顶个球？
三毛私下对李敖表示要到非洲援助小战友，李敖就质问：“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刚说了自己皈依佛法，大师就问罪：“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意思很显豁：二人必须放弃全部财产才成，才能免于‘伪善’之讥。 那么，你李敖自己做出的公开承诺，就等于放屁？
当时我给李敖算了一下，践行自己赠书然诺，所费不赀，也用不到他财产的百分之一。李敖以自己的东北人身份为傲，自诩‘讲义气重诚信’，居然小气到这步田地？他骂陈水扁那句‘小店’（小格局）痛快淋漓，难道李大师‘照镜子’时，居然对自己的那副‘小店’尊容毫无察觉？
我很喜欢房龙〈宽容〉一书，尤其赞同他的观点：唯一不可以被宽容的，是‘不宽容’本身。 我们（包括李敖）都不是天使，因此：谁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成为‘天使’。
做不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也倒罢了，最起码对人对己应取同一标准。拿自己都做不到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人，这不叫‘伪善’，这是无耻！
李敖公开承诺免费赠书，后来又反悔，这个，我能理解——谁不心疼钱啊？！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个人居然腆着脸要求他人：必须捐出所有财产，否则，就是‘伪善’！
为什么？因为你‘自称是佛教徒’！
在家的佛教徒，古称‘居士’，自古以来，中国有多少‘居士’，谁曾全部捐献家产？文学史上有多少人自称‘居士’？哪个把家财全部捐弃？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把半部《中国文学史》，改称《伪善文学史》？
李敖为了报复萧孟能先生，领着一帮瘪三，去萧的住所‘捉奸’——我们知道：李敖的私生活极其谨严端肃。不是吗？
李敖如贾宝玉，“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李敖像雷锋，“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
我不说李敖伪善，我不敢。 李敖不伪善，李敖无耻！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伪善’的一面，金庸当然也‘伪善’。然而刨除其它，孤立地看“自称佛教徒而未全部捐出家产”这一件事，谈不到‘伪善’。
如果是像弘一法师那样戒律精严的佛教徒，因此事体而认定金庸‘伪善’，也倒罢了。李敖有什么资格？
在家的佛教徒，现代最典型的‘居士’，是弘一法师的弟子丰子恺。也没见丰先生捐出自己全部家产，弘一法师居然不曾骂丰子恺‘伪善’，不奇怪吗？
真正道德高尚之人，对他人身上所呈现的人性的弱点，总是抱持一种‘哀矜而勿喜’的态度。越是缺德败德之人，指摘起他人的道德瑕疵，越是声色俱厉。
胡适先生当年为李敖写过一件条幅，李敖30年后就卖了100万新台币。李敖在北大捐出的150万新台币是个什么概念？折合成人民的币也就30几万，给胡适先生塑像，买原（石）料哪用这么多钱？只是以胡先生‘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地位，总得找位真正的雕塑家罢？给人30万报酬拿得出手吗？
在《李敖有话说》第二百四十五集，李敖说得很艺术：“这笔钱折合成人民币是三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元，这个钱大概可以够建一个铜像了。”
“大概可以够”？！呵呵。
花费30万人民币，李敖当然不打算赔本，吃小亏占大便宜嘛。在最高学府树立一座由李敖捐资成就的胡适塑像，则承传胡适先生道统的思想继承人，除了李敖，还有谁？
胡适先生当年对李敖其人其文的评价是‘轻佻浮薄’，我最初很为李敖抱屈。今日看来：先生识人之准，真正了不起！
傅国涌指出金庸“抠门”，此语绝非诬蔑。但金庸好歹给香港大学捐1000万港币，给嘉兴一所中学捐310万港币，总共折合人民币约1500万。也未见金庸像李敖捐了30万那样四处张扬。对比李敖，金庸“乐善好施”得很。
金庸与李敖都是我少年时代无限尊崇仰慕的大人物，30岁以后才明白人是复杂的，人也是会变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
我曾期望金庸能把孔子所言人到晚景‘血气已衰，戒之在得’的话，多读多想几次。对李敖，恐怕孔子另一句话更适合：“老而不死是为贼！ ”
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