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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相差只有两岁,出生在“那个”年代,“批林批孔批周公”,“牛鬼蛇神”漫天飞,“红卫兵是革命闯将”,“斗私批修不忘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哥哥叫安国,弟弟叫太国。弟比哥高,哥比弟矮,除了父母外,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误把弟弟当作哥哥看待。弟弟也不因此而得意自鸣,哥哥也从不生气,并且以弟弟个儿比自己高为荣,觉得弟弟有出息!可怜天下哥哥心!
据说哥哥个长不高的原因是:哪个时代物资极贫乏,缺吃少喝引起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得比较干净,难得能吃一餐饱饭。假如能有个鸡蛋吃吃已是够奢侈了,更别说什么“大鱼大肉”。而且一般情况下,鸡蛋是用来换材米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的,而且母鸡不许多养,否则会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所以,鸡蛋一般情况下又被用作待客(出于礼节,客人大多把鸡蛋夹给了“不识相”的兄弟俩,当然免不了母亲的一番教育批评)。逢过年节时候打牙祭也可吃上鸡蛋,当然有时装装病也能得逞。
但弟弟比哥哥个高的原因还另一个版本。稍大点后,母亲也偶尔炸个荷包蛋什么的为兄弟两补补营养,荷包蛋很显赫的躺在饭面。弟弟很快就吃完了美味,哥哥舍不得吃。一口就咬一点点,或许是准备吃完饭再单独品味。弟弟吃完自己碗里的就眼巴巴看着哥哥碗里的美味,有时还认为哥哥的大,但终究没开口。哥哥就主动分一半给弟弟,然后再分一半,再分一半,最后自己就没了。遇到别的“美味佳崤”,哥哥也会“惯性”的将自己的那部分一半一半的分给弟弟。所以,哥哥更加营养不良,反而越来越比弟弟矮!成了标准的三类苗。
村长的三个孩子都是孩子王,分别叫响、敢、勇,皆是顽劣异常之辈。逃学、掏鸟窝、堵烟囱、南瓜里灌大便等等之类,他们的聪明才智大抵都用在害人方面。然而最拿手的是,他们也会搞“斗私批修”、抓“黑五类”......村里有家地主家的孩子是他们的“下饭菜”。
兄弟俩的家庭成分一直未落实,远房一位大伯“邵”说:“旧社会是他家的长工。”而他们的奶奶说“邵”是孤儿,父母双亡,因为是远房侄子所以被收留养活的。这位大伯当时是村队长,相当的“大义灭亲”,积极要求进步入党,所以“交代材料”后便如愿以尝!
据说爷爷是地下党,后来被敌人打伤,在父亲不到四岁时病死了。组织上给了一笔抚恤金,奶奶孤儿寡母的拖扯着父亲和伯父,担心哥俩以后生活没着落,将抚恤金全买了田地。可没几年就解放了,田地全部没收充公。可就是这些被没收的田地,成了“邵”进步的“资本”。被说成是地主富农的依据,怎么也说不清。关于爷爷是地下党的书面证据材料基本没有,留下一个木桌说是当时秘密开会用过的,还有一些铜制的圆形的铁牌,类似清朝的铜钱,上面刻有什么工会之类,还有一些名字。和爷爷一同革命的人大多去世,唯一一个活着的也老年痴呆不能出面证实爷爷的历史。
由于爷爷过早离世,奶奶没钱供两个人上学,父亲很早退学赚钱贴补家用,以便供伯父继续读下去。伯父书也没读完,但也是高小毕业,居然混了个小学校长,也是积极要求进步入党的先进分子,可就是这一成分问题挡住了路。伯父认为自己是“公家的人”,不便于出面,实际是怕影响自己的“仕途”。于是伯父负责整理书写材料,父亲负责在县、省上访。可直到奶奶去世、文革结束都没有结果。
但当时的教育和社会形式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兄弟俩当然不是“根红苗壮”的革命后代,响、敢、勇当然也会以自己的“地位”优越感,欺负他们。就连好强的母亲都无可奈何.
哥哥安国一般不主动惹事,属于好孩子类的。弟弟太国好事,免不了“动武”冲突,但从来不是那哥三的对手。弟弟败下来后,从来不哭,但很气馁。哥哥这时会很有勇气的担当其保护职责与其“搏斗”,结果可想而知。有趣的是,哥哥帮弟弟出头“打仗”时,弟弟从不乘机袭击,而是很有风度的在旁观战,他认为英雄好汉不以多欺少。打完仗后,弟弟就象哥哥一样带着败下阵好哭的哥哥回家。回家后等待他们的大多是母亲的鞭鞑与严厉的“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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