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四十一炮》的叙述者，是“屠宰村”的一个爱吃肉的孩子罗小通。在后记里，你也很强调“一个少年的诉说”。你好像很偏爱这样的角度？

　　莫言：很早以前，我就用儿童视角写过一些小说，像《牛》、《透明的红萝卜》等等，但我一直没用儿童视角写过长篇。这次是想挥霍性地用一下儿童视角，算是一种总结吧。在我过去的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往是比较靠前的——清末民初呵，抗日战争时期呵，文化大革命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都比较少。这是第一次写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并且延续到眼前。出版社把它说成是“温饱时代的情色男女”，虽然不很全面，但你还是可以读到这个时期农村的道德沦丧，农村人的价值观念的混乱，农村基层官员的腐败……等内容。你如果不愿用现实的眼光读，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孩的胡说八道，或者是一个寓言。

　　记者：肉似乎可以说是《四十一炮》的真正的主角。你怎么会想到在小说中把肉的色、香、味，把吃肉、制肉等诸多相关事物发挥到淋漓尽致的？

　　莫言：我九十年代初期写过一部《酒国》，把造酒、喝酒做了登峰造极的、夸张的、变态的表现，但书里的喝酒、造酒与其说是现实，还不如说是象征。这次写“肉”是和“色”联系在一起的。我想这个小说的主题肯定不是像出版社说的那样，要表现什么“温饱时代的情色男女”，而是两条线索——罗小通的吃肉和“大和尚”的渔色。我觉得这是两个对应的东西。食与色都是人的基本机能，但罗小通的吃肉和大和尚对美色的追求都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的正常能力了。这里面暗含着讽喻。当今之世，对所谓美食的追求，对男性能力的梦想，都已经被夸张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您想想“非典”前人们的饕餮，您看看那些铺天盖地的“壮阳”广告，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写。

　　农村和城市在书里是很匀称的两个部分。写到城市的时候是以大和尚为代表，写农村的部分则是罗小通十年间的童年往事。罗小通这部分里面有很多写实的东西，大和尚这部分则是虚幻的。实际上是罗小通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同时在脑子里想象了大和尚的故事。罗小通的叙述动机，是要向大和尚讲明他为什么要出家的原因。而到最后读者就会看出，他显然是不能出家的，他还有那么多的欲望，还有那么多的梦想，如何出家？至于大和尚——我接触过一个日本大和尚，他对人间的生活非常了解，他的行为也与我们观念中的和尚大不一样。他认为，真正的高僧都是从七情六欲里滚出来的，只有从七情六欲里滚出来，才有可能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一个人的欲望不能强制地压抑，像吃肉一样，只有吃腻了吃够了以后，他才可能真正不吃肉。

　　记者：五通神庙是书中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地点。它有什么喻义吗？

　　莫言：我看过一些资料，有记载的是苏州有过五通神庙，四川乐山现在还有个地方叫五通桥。山东某地也曾有过这么一个庙。在民间它是不太受尊重的庙，有些官员到任之后就下令拆掉，说它是淫神庙，蛊惑男女，败坏风气。奇怪的是，拜这个庙的多为女性，年轻的媳妇，结婚很久不生孩子的，会偷偷地夜里来拜祝。苏州知府上任后就把五通神庙砸了，但老百姓又偷偷地把它建起来。这曲折地表现了民间对男性能力的一种向往。五通神后来跟经济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据说求这个神特别容易得到回报。苏州的五通神庙实际上有很多买卖人去求发财的。这是财和色的一个结合点。

　　记者：你好像从来就不缺乏写作资源，一转眼就可以挖出一口很深的井。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莫言：曾经有过一个阶段，我感到没什么东西可写。但自从写完了《透明的红萝卜》之后，就觉得有很多东西可写，什么都可以写，是写不完的。《红萝卜》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挖空心思，想写一个能轰动的、爆炸性的、配合时事的、能够有政治效果的小说，但始终找不到可写的。八十年代刚开始写作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写完了《透明的红萝卜》，等于打开了童年记忆的闸门，这之后题材就不是问题了。而且往往在写作一部小说的时候，可能同时会有好几部小说的构思出来，感觉到新的小说像狗一样在后面追着你，咬着你，让你赶快写出来。

　　我觉得作家的创作资源，与其说是他的个人经历，不如说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能力。你要用自己的情感经验，来同化别人的生活，甚至同化你虚构的生活。对我而言，就是在长期的农村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情感能力。《四十一炮》里反映的九十年代的乡村里的形形色色人物，这是我的生活经验里没有过的。那我为什么觉得还可以写，还可以准确地把握住他们的心理活动，就是因为我可以用自己的这种情感经验推己度人，可以揣摩到他们的心理活动，并且不会有太大的偏离。我觉得这一点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

　　这种情感经历其实也就是一种想象的能力，就是你可以设身处地、推己度人地把人物想象成你自己，把人物的经历想象成你自己的经历，写的时候感同身受。

　　记者：除了想像力之外，是否还与具体的技巧有关？

　　莫言：关键还是想像力的强大或弱小，或者说与个人情感经验的强大或者弱小有关。我觉得这与一个人各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比如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个人所受的教育、他生活的环境等都有关系。在我的印象中，当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有很多孤独的下层生活的时候，他的想象能力就会得到一种不太正常的病态式的发展——一个略微认识一点字的孩子，自己赶了一头牛或者牵了一头羊，长时间的在一个荒原上，跟其他的任何人，包括同龄人没有任何交流。这个孩子除了幻想之外，还能做什么？但在一个特别热闹的、生活丰富、花样百出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光现实里的真实的事物就已经把他塞得满满的，他就没有时间去幻想了。

　　记者：当童年的经验被调动时，会有遗忘、偏差吗？

　　莫言：它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感觉上去。即便我认为是在寻找当年的感觉，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少年、青年了。而且进入城市这二十年所受的教育，毫无疑问地在无形之中已经改变了我的记忆。现在的记忆是一种混合的东西。说是记忆，这里面也掺杂了很多的想象。童年的事件，有很多是刻骨铭心的，难以忘掉的。那都是一些细节性的感觉。你可能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村子里一个很霸道的人对你的轻蔑的眼神，你的班主任老师穿的一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进入教室时那一阵清香的肥皂味儿。生产队母牛生小牛，小牛刚刚落地的那一瞬间的挣扎，母牛舔小牛身上黏液的那一种声音和气味。这些东西也不需要去强记，它会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么一种细节、气味或是声音，就会一下子激活、或者说照亮了一片似乎是被你遗忘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