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力资源理论到人类发展理论[1]

——精神的超越与回归

 

 

刘克苏

（山东工商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

 

【摘　要】 在人类发展理论和不丹模式的推动下，人力资源理论出现了重大转机，一种精神的超越与回归正在展开，其要旨乃是超越“将人单纯当作工具”的做法，重新关注、发现、成就人的根本需求、全面发展和真实幸福，重新回归到人的本位上来。人既是工具也是目的，人既是工具更是目的。人力资源理论侧重于人的工具性，人类发展理论侧重于人的目的性。工具受目的导引，为目的服务，GDP要服务于人的幸福。人力资源理论参与孕育了人类发展理论，人类发展理论超越了人力资源理论。从人力资源理论走向人类发展理论，用人类发展理论指导人力资源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联合国倡导的人类发展理论首先为西方先哲的雨露所滋润，现在正在享受东方先哲的阳光。

　　【关键词】人类发展指标；国民幸福总值；人力资源理论

　　【中图分类号】B016, 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人力资源理论的转机

不管是人的地位的提升提高了人力资源理论（Human Resource Theories，HRT）的地位，还是人力资源理论地位的提升提高了人的地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人力资源理论本身还是面临着重大的理论转机。这个转机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经济学是什么？

因为我们简直是处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世界中，人力资源理论始终是围绕着经济轴心旋转的。

那么，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也许会说：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学问。

既然谈到选择，那么对于钱财和幸福，经济学如何选择？

我们也许会说：由于幸福无法（难以）定义，或者无法（难以）量化，或者无法（难以）实现（是个乌托邦），或者仅仅由于无法（难以）统一，所以我们姑且选择钱财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对象，甚至唯一对象吧。

幸福和钱财都和人有关，经济学如何看待人？如何对待人？

我们也许会说：人是一个经济生物，具备完全理性，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行动；

我们也许会说：人是一个经济生物，具备有限理性，按个人偏好行动。

这些问答是否为经济学所认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答实存于我们每日每时的生活中，乃是最为现实、最为实在、最为真切、最为根本的经济问题。从而也是最为经济的经济问题：因为它们将全部经济问题简化为一两个根本问题，这正是一种极为经济的思考方式。它们暗示：假如我们对于“什么是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如何选择钱财和幸福”难以选择、放弃选择或者糊涂选择，假如我们进行经济思考时对于被认为难以定义、难以量化、难以实现却利益攸关、乃至人命关天的头等大事——幸福乌托邦不理不睬，那简直就是做了一件最不经济的事情，把我们的经济脑瓜大大地浪费掉了，我们的经济学恐怕被我们弄成最不经济的学问了。

经济学的历史和现状是否真的如此浪费如此不经济呢？有幸的是，基于对人类幸福的关切，不丹首倡了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和不丹模式，联合国有了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现代中国有了以人为本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超越GDP（或GNP）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仁者以财发身”^[1]44——这一古典的大学之道和经济理念，正在主流经济学精神的当代超越中，面临着一场全面持久的复兴。假如经济学思考的确很不经济，那也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经济思考的时候，正是经济学回归本位、找回灵魂的时候。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人力资源理论的转机出现了。

就是在人力资源理论自觉不自觉地围绕经济轴心转，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吸引着主流经济学围绕着人和人力资源转，从而推动着主流经济学努力超越物本回归人本、超越资本回归知本、超越GDP走向幸福指数，甚至从知识经济学的物本知识走向善知识经济学的德本知识的时候，人力资源理论却发现自己仍然身陷于主流经济学痼疾的深深纠缠。这个痼疾，集中在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假定中，而主流的人力资源理论，即便在追随“经济人假定”的同时也一直在关于人的假定上自作主张，却始终挥不去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那种假定的光环。正如地球虽然也吸引着太阳，但究竟还是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并和其他行星卫星一起为太阳所吸引，一起公推太阳为轴心，共同组成了太阳系。现在，这个庞大太阳系的核心正在因自己的引力过大而使整个星系日益坍缩并即将爆炸，一个新的太阳系就要诞生了。

 

二．人类发展指标对人力资源理论基础的修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1990》^[2]是该类系列报告的第一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作为对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GDP、GNP的一种重大修正，用以全面评价人类的发展。

由于受GDP、GNP为中心的传统影响，即便是关注人的那些理论和方法，常常也只是实现GDP、GNP目标的工具罢了。《人类发展报告1990》指出：（1）人力资本形成理论（theories of human capital formation）和人力资源开发理论（theorie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根本上是把人看作手段而不是目的；而实际上，人虽然是商品生产的主动因素，但除此之外人更是生产过程的最终目的和受益者；（2）人类福祉方法（human welfare approaches）更多地把人看作开发过程的享受者而不是参与者，它们强调的是分配政策而不是生产结构；（3）基本需求方法（basic needs approaches）通常只集中关注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诸如食品、住房、衣物、保健和水的提供，而不注重人对它们的选择问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人类发展指标却将商品的生产、分配和人的能力的开发和使用加以综合考虑，避免了以上诸种弊端，从而能够适应GNP增长水平极不相同的各类情况的评价^[2]11。

《人类发展报告1990》的观点还可以引申。比如，假如我们粗略地将资本也看作一种资源，因而把人力资本理论也归入广义的人力资源理论，然后把基本需求方法和人类福祉方法也纳入广义的或者全面的人力资源开发中去，那么上述三种偏向就都和人力资源理论本身的缺陷有关，或者莫如说直接就是人力资源理论本身的偏向。在企业，其中大量内容是属于社会保障、作为广义薪酬而纳入人力资源管理开发体系的。这样，人力资源理论不但要将人的发展视为目的，而且这种目的本身就包括了这样的内容：要将人看作开发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基本需求的自由选择者，而不只是被资本利用的被开发者。进一步说，即便我们将人力资源理论升格到人力资本理论的级别上去，人力资本也只是一种资本而已，还是为资本的增值而服务的，还是资本的增值工具。《人类发展报告1990》指出，即便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认识到，自由人追求的是本身善的东西，而财富只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2]9。亚里士多德特别提示，由于很多目的也是阶段性的从而也是手段，最终目的的追求就是关键了。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结论是：“总而言之，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选取，而永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看起来，只有这个东西才有资格作为幸福，我们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3]12为此，亚里士多德也把这种幸福称为“自足”^[3]13或“无待而有” ^[3]13 ，这和中国的老庄哲学十分相似。近代的康德也明确指出——“为人处事要这样：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始终要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2]9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6》^[4]以“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为主题，进一步讨论了“人的发展是目标而经济增长是手段”的理念，认为经济增长应该丰富人的生活。但是《人类发展报告1996》认为这一点并不会自动出现。这也是《人类发展报告1990》早已指出的：人均GNP高的国家，人类发展的其他指标可能很低，反之亦然。如斯里兰卡人均GNP400美元时，预期寿命为71岁，识字率为87％，而阿曼人均GNP5810美元时，预期寿命只有57岁，识字率只有30％^[2]9。

我们必须问：经济增长推进了人类安全、自由和权力吗？促进了当代人和世代之间的公平吗？尊重了自然和它的生命滋养功能吗？它是引导社会更加团结、人们更多合作，还是引发更多冲突和社会分裂呢？实际上，人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收入和经济增长而囊括了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增长乃是积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增长，否则，人类就会不断为失业的增长（jobless growth）、无权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残暴的增长（ruthless growth）、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和绝望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4]2-4所困扰，陷入严重的社会失业、严重缺乏自由民主、贫富悬殊、文化毁灭和生态危机之中。必须大量创造工作机会（job-creating），扩大社会参与（participatory）、扩大平等（egalitarian）、繁荣文化（enriching culture）、实现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4]57-63。

基于这样的认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订了人类发展指标HDI，从预期寿命、人均识字率大中小学入学率和人均实际GDP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来衡量某国某地区的人类发展状况。在这里，人均实际GDP已经不再谋求人均GDP、人均GNP的那种垄断地位，它作为新的HDI体系三大指标的殿后指标，客客气气地融入到对人的全面发展综合评价的过程中了。

 

三．不丹模式对人类发展指标的推动

HDI虽然出乎“以人为中心”的理念，但是“人是怎样的人”？至少从字面上看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以人为中心，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经济人，而经济人很可能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物质财富为中心，以物为中心。不过，HDI将衡量的重心转到人类全面发展后，对人的根本体认已经大致归位到西方先哲关于“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或者“人不只是手段更是目的”的人生智慧了。这样，相对于近代以来的主流经济学而言，HDI有了两个突破：第一，首次以联合国的名义将一国一区中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人们幸福与否的总考量，实现了价值回归或归位；第二，将人类发展指标HDI集中在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的核心指标上，形成了简明扼要而富有成效的衡量体系。这三个核心指标（key indicators）是：

·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e）

·成人识字率（adult literacy rate）和大中小学毛入学率（combined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gross enrolment ratio）

·人均实际GDP（GDP per capita，pppUS＄）

其中，预期寿命衡量健康长寿，成人识字率和大中小学毛入学率衡量受教育程度，人均实际GDP衡量一种体面的生活。当然，初看一眼，可能会怀疑：预期寿命并不必然代表健康的长寿，成人识字率等并不必然代表受到良好的教育，人均实际GDP并不必然代表一种体面生活。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2]：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选择的过程；这些选择在原则上是无限的并且不断变化的；虽然如此，无限选择中还是有三个最根本的选择，即健康长寿、良好的教育、为一种体面的生活而自由地获取物质资源。不过，这三个指标并不直接反映这三种最根本选择的丰富内容，而只是一种最起码的要求。难点在于，核心指标之外的其他复杂指标难以统计，而即使是核心指标也难以找到一种数学关系来表达一种指标如何导致某一水平的人类发展。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明白这些指标的局限性的。正因为如此，指标的丰富、深化和完善是需要的。而像不丹这样的国家，更是早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开拓，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一种不丹模式。

自从1972年不丹第四代国王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在登基后发表的演说中首次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以来，不丹模式的探索就正式开始了。不丹模式的特点是确立一套超越GNP的幸福体系，推出国民幸福总值GNH：Gra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包括四大幸福方略（four strategies）^[5]：

·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promotion of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文化价值的保存和弘扬（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values）

·自然环境的保护（conserv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仁政的推行（establishment of good governance）

这也被不丹称为幸福大厦（the edifice of happiness）的四大支柱（four pillars）^[5]。它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旨在营造一种环境，使每个不丹人都有平等的机会（a fair chance）通过合理的努力谋求幸福。和联合国HDI指标体系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GNH并不是一个定质定量的指标体系，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而言都是如此。不丹的这种模式虽然曾经被某些外国专家称为乌托邦，却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高度尊重和关注。自1998年不丹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邀在汉城参加亚太千年峰会并做大会重要发言以来，有关HDI和GNH的各种研讨一直在深入进行。如果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出的HDI是重新回归到基于古希腊以来西方先哲反复申述的幸福观，那么不丹国王首倡的GNH则代表了基于东方先哲幸福观的复兴。而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东西方先哲幸福观的当代复兴、对话、交融和共享，有着日益奔猛、势不可挡的汇流之势。不丹模式倡导的价值观，乃是包括正确的生活方式（right livelihood, 正命）、慈悲（compassion）和共享（sharing）在内的佛学价值观（Buddhist values）^[5]。东西方先哲幸福观的汇流，正在重塑当代经济学的价值基础，从而强烈影响到经济学中方兴未艾的幸福学派，包括幸福经济学和幸福指数的演进，以及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公民（ corporate citizenship）和企业伦理（ business ethics）的提倡和演进。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没有深厚扎实的价值底蕴，幸福经济学很可能成为另一种享乐主义价值观的翻版。因为，如果被称为Hedonic Economics的幸福经济学只是关注享乐（hedo），而不关注享乐的内涵，那么幸福经济学与“唯GDP/GNP导向”又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呢？而即便我们把幸福经济学称为Happiness Economics，也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正如人类发展指数HDI一样，照样面临着堕落为另一种GDP/GNP的可能，因为HDI的三大指数仍然停留在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NP这些便于计算但却多少有点浮于表面的量化指标上，而指标的人均值又不能反映社会公平程度。另一方面，不丹模式的国民幸福总值，却又被长期深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的人们看作不着边际的乌托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GNH还处在未能量化的状态。不丹政府对此也有考虑，她正在联合国的邀请下寻求GNH与HDI的共同基础，寻求量化GNH的可能性^[7]。老黄历正在破碎飞散，新黄历正在设计制订，经济学和人类发展观的转机，包括人力资源理论的转机，正在到来。

据《人类发展报告2005》，2003年不丹在全球HDI排名第134位，其购买力平价人均GNP在2003年为1969美元，排名也是134位^[6]221。这样一个似乎不甚发展的国家，为什么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如此看好？缘由之一在于：去过不丹的许多外国人都为这个国家的仁政所震撼，她在不甚发达时那种在崇高价值方面的信念和自足，她的高屋建瓴、远大眼光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深深吸引着这个星球上追求幸福的人们。毕竟，HDI的三大指标和GNH的四大支柱还是非常不同的，这种理念上的差异比起量化的可能性来，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它推动了东西方文明在其最高层次即价值观层次的持续对话和沟通。

 

四．从人力资源理论到人类发展理论

首先需要申明，这里所说的“人类发展理论”（human development theories，HDT），并不是以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所依据的人类发展理念和人类发展指标为唯一依据或主要依据，而是在全面开放的视野中努力寻求东西方发展理念的全面沟通和交融出新。正如不丹部长会议主席Lyonpo Jigmi Y. Thinley 1999年4月指出的：不丹的GNH与联合国的HDI的根本区别还不在“是否可以定出指标”、“指标是否可以量化”以及“如何量化”上，而在价值观的差异上。比如GNH中的仁政（good governance）和HDI所涉及的（政治）自由指标（[political]freedom index）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有沟通的可能性。又比如，文化因素因为国家之间的差异太大是被HDI明文放弃了的，但在不丹的GNH中却是四大支柱之一。特别是寻求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方面，Lyonpo Jigmi Y. Thinley主席表示了悲观；而对于是否需要为文化价值设定一个指标，他甚至质疑说“是不是搞错了” ^[7]8－10 。

我们还发现：即便是经济成就，不丹模式的GNH考量的是“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联合国的HDI却因为数据搜集困难等诸多原因暂时只能关注人均实际GDP，不考虑经济公平和可持续问题，这是极大的不同。

    不过，在定义和量化政治自由、文化价值、幸福生活等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面临的困难并不亚于不丹。正因为如此，HDI体系才将自己的主要目标暂时限定在三个基础的、易于操作的指标上。

人力资源理论一直“稀缺”学界公用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理性人”、“有限理性人”的假定，管理学、心理学关于复杂人、社会人、自我实现者、自我超越者的假定，人力资源理论都在用。如果把《人类发展报告1990》所讨论的人力资源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都划入广义的人力资源理论，再把理论取向和价值定位看作一种理论的基础成分，那么人力资源理论的基础，也许可以按照《人类发展报告1990》的分析，确定为“把人看作工具而不是目的”。这种理论取向和价值定位虽然并不为所有人力资源理论所明确认定，看来却很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潜在的主导预设。这可以从绝大多数人力资源著作和教科书中看出来。从定名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它们基本上是从资源或资本的角度来看待人，即把人看作有待于开发和管理的、有利于资本增值或组织目标的人力“资源”或“资本”，如此等等。这里用“基本上”、“潜在的”、“主导的”等词汇来描述其预设，是因为假如我们问“人是不是目的”，人们可能不会否认“人是目的”，但是在论述人力资源理论的过程中，却更多地倾向于把人当作达成目标的工具、资源或资本。正因为如此，整个人力资源理论是围绕着“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等环节进行的，选、用、育、留这几个环节又都是围绕着资本增值、业绩提高等组织目标进行的。

如果真的以人为目的，那么除了重温西方先哲的智慧外，儒家的“明德人”、道家的“真人”、佛家的“佛性人”，都是值得参学值得体悟的。人人自选自用自育、自来自去自留，或者一个组织立志要帮助人人自选自用自育、自来自去自留，诚心诚意完全彻底地帮助每个人设计事业生涯规划，以此作为组织的唯一目的，而不是为了本组织的其他什么目的而设计员工的事业生涯，那是很好的。让我们假定：一个企业一个公共管理机构（如政府部门或非盈利组织），或者一个机构一个组织确定了这样的目的，就算一家“以人为本”的机构，一个“人是目的”的组织。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看每个人自己是否把自己当作目的了。自我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设计与开发，自我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解放，自愿融入团队、世界和宇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根本工作了。大家都来帮助每个人自我发现自我设计与开发，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团队，一个“人是手段更是目的”的团队，一个因幸福而“自足”^[3]13 、“无待而有” ^[3]13 的团队，一个实施“大学之道”^[1]12的团队，一个致力于人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1]12的团队，一个“以财发身”^[1]44而不是“以身发财”^[1]44的团队，一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21的团队，一个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54为准则的团队，一个猎头公司无用武之地的团队，一个为社会培育和贡献“幸福人”的团队，一个倡导“无入而不自得”^[1]72的君子之道的团队，一个永远告别人才争夺战的团队，一个“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8]152的团队，一个告别核心竞争力走向核心凝聚力、核心合作力、核心奉献力的团队，一个立足于解放“人的无限潜能”从而开启自我和世界本有的无限宝藏、告别“资源有限论”和“资源争夺战”的团队，一个不因相聚而相互争斗而是因相聚而相互解放的团队，“一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9]4、“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9]18的团队，一个“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9]296的团队，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26的团队，一个“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8]182的团队，一个从知识经济走向善知识经济的团队，一个从人力资源理论走向人类发展理论的团队，也即人类解放的团队——Human Liberation Team。

在这种精神的超越与回归中，人类发展的理论（HDT）或人类解放的理论（Human Liberation Theory，HLT），将以其饱满的情愫，持续推动东西方文明最富神韵的珠联璧合，相知相拥。

 

 

参考文献：

[1] 藕益大师.四书藕益解[M].台北：台湾华藏净宗学会,2001.

[2]UN.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EB/OL].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0/en/,2006-6-8.

[3]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ⅤⅢ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4]UN.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EB/OL].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6/en/,2006-6-8.

[5]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EB/OL].

http://www.spiritinbusiness.org/new/images/GNHReport.pdf#search='Gross%20National%

20Happiness.Provisional%20Report%20on%20Conference%20on%20Gross%20National%20Happiness%2C',2006-6-5.

[6]Human Development 2005,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t a crossroads:Aid, trade and security in an unequal world[EB/OL].

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2005/pdf/HDR05_chapter_1.pdf,2006-6-7.

[7]Lyonpo Jigmi Y. Thinley.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nd Human Development-Searching for

Common Ground[EB/OL].

http://www.bhutanstudies.org.bt/publications/gnh/GNH_Ch1_LJThinley.pdf,2006-5-18.

[8]韦利（英译），陈鼓应（今译），傅惠生（校注）.老子[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9]理雅各（英译），秦颖、秦穗（校注今译）.周易[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From Human Resource Theories to Human Development Theoroes：

Spiritual Sublimation and Revival

 

LIU Ke-su

（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Pushed by Human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the Bhutan Model, human resource theories are taking a significant turn for the better, and the spiritual sublimation and revival are in evolving, which is exceeding the idea that we act as to treat humanity as means only, and renewedly paying attention to, discovering and fulfilling human inbeing dem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true happiness, and restoring human-based values. Human are not only means but also end, more end than means. Human resource theories emphasize particularly on human’s instrumental values,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ories emphasize particularly on human as an end. Means is guided by end, and is for end. GDP must serve human happiness. Human resource theories， cooperating with many other theories， gestated human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the latter surpassed the former. The development from human resource theories to human development theories, and that the latter guides the former, is the trend. Human development theories advocated by United Nations received firstly the moisture of rain and dew of western great thinkers, and are now soaking up the sunlight of east sages.

Keyword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human resource theories